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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走向“展现”的历史动力 在分析了邺下文学的展现性之后，还有一些问题要追究：邺下文人为何会汲汲于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文学走向展现的历史动力何在?三曹为什么会崇尚文辞?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文学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先审视一下邺下文学的趣味。邺下诗歌，大量的内容是宴会、游览、游猎、赠答、咏史、斗鸡、射鸢等；邺下的赋作，固然有铺写将帅出征、军队声威的作品，如王粲的《浮淮赋》等；也有从汉代沿袭下来的校猎、都城等主题，如曹丕的《校猎赋》、刘桢的《鲁都赋》等；但更多是表现生活当中的平常物景、日常心思以及珍物玩好，如弹棋、圆扇、鹦鹉、柳树、槐树、瓜果、寡妇、筝、鹤、大暑、愁霖、雨霁、车渠椀、迷迭香等。这些原本细碎、平常的题材在汉代诗赋中比较少见，但在邺下时期却大量出现了。文学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的观念中，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重要方式。赋作的期待读者是君王，作家的终极期待是能够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实现政治理想。但是，邺下时期，文学逐渐偏离了宏大的主题，不再是为帝王、为国家而做，而着于力展现作家主观上的文采、雅兴、情趣、格调。而这些雅趣逸兴又是博学多文的士大夫阶层独有的，也就是说，邺下文学表现的是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那么，文学是怎样从汉代“润色鸿业”的国家话语变为邺下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呢?这要从士大夫这个阶层的发展说起。两汉四百年的帝国政治，培育出了一个集学者、官僚、地主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④。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生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到西汉元帝、成帝之际，儒生已经成为官僚阶层的主体，“韦、匡、贡、薛，并致辅相”⑤。由儒生而变为官僚，士人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利益，逐渐豪族化。另一方面，国家对经学的提倡和尊崇，也导致了社会上原来的工商、地主豪族逐渐士族化。士人的豪族化和豪族的士人化结合起来，逐渐造就了一个拥有文化优势、占有较多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即史书上经常出现的“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这个阶层自东汉中期又逐渐控制了选举，一方面他们世袭垄断东汉各级地方政府中的僚佐，另一方面又通过察举和征辟，步入朝廷⑥，正如宋均所云：“今选举不得幽隐侧陋，但见长吏耳。”(《后汉纪·卷九》) 国家重用士大夫，是因为他们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更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及更出色的政治才干。一般来说，作为社会精英，士大夫也确实要比外戚、宦官等势力更能够胜任国家官僚的角色。但是，必须看到士大夫阶层与皇权之间是一种寄生关系：在国家政权稳定运转时，士大夫要依赖和维护皇权；而当朝政紊乱时，固然有个别精英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但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保身全家之路。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有着生动的展现：一方面，是清流名节之士与阉宦污吏之间的殊死搏斗，李固、杜乔、陈蕃、李膺、杜密、范滂等人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无比悲壮的身影；另一方面，是作为党魁的郭泰，“夜观乾象，昼察人事”，认为汉家江山已经到了末路，并不准备随其覆灭，“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后汉书·郭泰传》)。 从长远的历史去总结汉末的党锢之祸，虽然汉帝国无可奈何地崩溃，但是士大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清流名士与阉宦浊流惊天动地的斗争为这个阶层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和道义资本，迅速扩展了其社会影响力。例如陈寔去世后，“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制缞麻者以百数”(《三国志》卷二十二注引《傅子》)。另一方面，党锢事件加速了士大夫之间的交流，促使他们走出地域的界限，而形成了全国性的社交圈。这种社交圈在东汉末聚集了三万多人的太学中已初见端倪，但是明确的精英阶层意识、高自标榜的道德文化优越感是在与阉宦浊流的斗争中被进一步强化的。在他们相互标榜的“三君”“八顾”“八厨”等称呼中，皆以“天下”“海内”为赞语，似乎表明天地间仅有这些人物在支撑道义。最终，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历史结局是，“东汉皇朝瓦解后，他们是各个割据政权的骨干，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⑦ 士大夫与皇权的寄生关系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当皇权政治稳定运行时，士大夫重在追求外在事功，文学也在努力表达国家意识形态，例如班固、傅毅等人的赋作。但是当政治变得无可为之时，读书论理、弹琴咏诗、山水盘桓等指向个体心灵满足的审美活动，就成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之理想生活方式。文学逐渐从国家话语转向了个体心灵的审美，书画、音乐等也成为士大夫热衷的活动。较早表现出这种文化转向的是张衡。一方面，张衡依旧可以写出煌煌巨制《二京赋》，宣扬仁德文治理想；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张扬士大夫趣味的《归田赋》。张衡之后，又有蔡邕。蔡邕的生活趣味更加文人化，“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与袁公书》)。正是以审美的眼光打量尘世，一些平凡的人事、普通的对象，也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蔡邕的赋作，例如《短人赋》《瞽师赋》《琴赋》《笔赋》《弹棋赋》《团扇赋》《蝉赋》等。之后文学沿着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士大夫雅趣逸兴的表达，而疏离了“观风化下”的政教功能。以前的文学史爱用“文的自觉”来表达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其内涵是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张扬。 这种优雅精致的士大夫文化，以其本身的诗性魅力，并借着士大夫出于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刻意展现，迅速成为时代的主导审美风尚。所以，叱咤风云的曹操除了在疆场上施展英雄才略外，还时时陶醉于士大夫的风流雅好： 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垺能。(《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张华《博物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