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朝以降，朝廷诏令文书率用骈体。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而制诰文的阵地仍然被骈文牢牢占据。元和九年（814）十二月，韩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十一年正月，正拜中书舍人，五月，降为右庶子。在此期间，身为古文运动领袖的他，所撰制诰仍为骈体。元和十五年五月，元稹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开始改革制诏，“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旧唐书·元稹传》）。十二月，白居易迁主客郎中、知制诰，为响应元稹的号召，也以散体撰写制诰。长庆元年（821）二月，元稹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十月，白居易转中书舍人，继续推行制诰改革。此间，他们写出了一系列散体单行、内容充实的制诰文，取得了极大成功。元稹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厥功甚伟，陈寅恪赞之为 “卓尔不群”（《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附《读莺莺传》）。长庆末年，元稹自编文稿，作《制诰序》，以极为简练的笔墨，对此次改革的理论加以总结： 制诰本于《书》，《书》之诰命训誓，皆一时之约束也。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读《胤征》则知废怠之可诛。秦汉已来，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试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务勎，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而又拘以属对，跼以圆方，类之于赋、判者流，先王之约束，盖扫地矣。 据此《序》文，其制诰文改革理论可概括为三方面。 第一，高举宗经复古的旗帜，以《尚书》直至秦汉的制诰为典范，内容上提倡切实致用，反对空泛无物；形式上反对纯用骈体。 《尚书》是制诰类文体公认的源头。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秦汉制诰，多为散体，即便有少数骈句，也大多写得质朴晓畅。六朝以降，朝廷诏令文书才逐渐专用骈体。事实上，骈体并不是根本的弊病，问题是由骈体而导致制诰渐趋程式化，内容也愈来愈空洞浮泛，千篇一律，不切实际。因此，元稹之前的许多复古论者多倡导效仿汉魏。如代宗朝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常衮在 《授庾准杨炎知制诰制》中说：“诏令之重，润色攸难，其文流则失正，其词质则不丽。固宜酌风雅之变，参汉魏之作。发挥纶旨，其在兹乎？”都主张以汉魏制诰为典范。 元稹倡言制诰复古，自然也要追溯到《尚书》。但他并非要求完全模拟《尚书》，将制诰写得“佶屈聱牙”，而是主张“自非训导职业，则必指言美恶，以明诛赏之意焉”，反对“不根事实，升之者美溢于词，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而不知所以罪之之来”。简言之，即提倡切实致用，反对空泛无物。形式上，反对制诰纯用骈体，“拘以属对，跼以圆方”。然而，从元稹的实际创作来看，他的部分制诰仍用骈体，其余的散体制诰中也夹杂骈句。所以，元稹的制诰改革并非绝对反对骈体，而是反对骈体带来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