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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制诰文的弊端归因于科举以文取士。 反对以文取士的观点由来已久。武后天授年间，薛登上《论选举疏》，建议“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谠之言”。安史之乱后，人们反思动乱产生的原因，科举取士的弊病引起了更多重视，不断有人试图进行改革。建中年间，左司员外 郎赵匡上《举选议》曰：“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批评诗赋取士之弊。贞元年间，随着儒学复古和经世致用的思潮愈演愈烈，改变进士科诗赋取士标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革势在必行。贞元十五至十七年，高郢知贡举，“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旧唐书·高郢传》）。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也说：“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所谓“抑浮华”、“用经艺为进退”，就是改变以诗赋为标准的取士方式，转而考察举子对儒家典籍的掌握和理解，选拔政治人才。这样一来，进士科录取的主要标准就由杂文转为策文。《登科记考》据《白氏文集》录贞元十六年进士试策问题五道，所问为儒家经典与时务方略的结合，体现了“用经艺为进退”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三年中登第的张籍、王炎、李景俭、白居易、杜元颖等人皆为艺实之士。 贞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权德舆知贡举（二十年停贡举）。其《答柳福州书》曰：“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是以半年以来，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徵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主张摈弃诗赋取士的时风，而以策文为最主要的录取标准。此三年的进士策问，既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又考察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要求考生既有广博的文史知识，又有高明的政治见解，《旧唐书》本传说他“号为得人”。 进士以对策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在宪宗元和年间得以继续。元和三年，权知中书舍人卫次公知贡举，“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旧唐书·卫次公传》）元和七年，兵部侍郎许孟容知贡举，“颇抑浮华，选择才艺”。（《旧唐书·许孟容传》）元和八年，中书舍人韦贯之知贡举，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九年春贡举，“所选士大抵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旧唐书·韦贯之传》） 贞元、元和年间的进士科考试改革，是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激荡而一步步展开的，同时也宣扬了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时代思潮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批判科试文章。韩愈《上宰相书》云：“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繇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这里反对科场文体只重形式、华而不实的文风，与元稹将制诰之弊归因于科试的观点，同为时代思潮的产物。 第三，有明确的文体意识，认为制诰应该区别于“赋、判者流”。 元、白二人对于文体有着细致的划分和深刻的见解，见于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元稹在《制诰序》中自然流露出他对文体的思考，认为制诰作为一种应用文，应内容充实、具实用性，而不应“拘以属对，跼以圆方”，过于追求形式美。 综之，元稹的制诰改革理论，植根于唐代的文学、文化传统，受到时代思潮的激荡，又恰逢掌书诰命的机遇，付诸实践，终获成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W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51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