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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文学生态，首先限定了文学表达的内容。过去论者批评邺下文学没有反映民生疾苦，实在是与历史情景不相干。由文学的现场娱乐性决定，邺下的宴饮诗无不是在速写眼前场景：或铺陈宴会的佳肴、美酒、管弦、舞蹈，例如：“佳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轻且悲”(王粲：《公宴诗》)；或描写宴会当中文士的风雅活动，例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应玚：《公宴诗》)；或抒发沉醉欢乐甚至及时行乐的宴会气氛，“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或表达对曹魏君主的祝愿、感激和赞美之情，例如“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等。诗歌表达当下的场景和感受，无疑是当时宴会氛围的需要，也很好地展现了文人的才情雅兴。 文学的现场娱乐性还造成了同题诗赋的大量出现。现存的邺下同题赋共计126篇，占传世建安赋总数的68％②。这些赋作的题目，多为组织者眼前所见、所思、所感，与作家们当下的生活场景、情感兴会直接相关。例如建安十三年，曹操赤壁之战后引军还谯，途经汉川，思及汉水神女传说，王粲、陈琳、应玚各作《神女赋》；建安十八年，曹操由谯还邺，回师途中遭遇霖雨，曹丕、曹植、王粲、应玚四人都创作了《愁霖》《雨霖》二赋。还有些同题赋作缘于生活当中亲友的变故，如建安十七年冬，阮瑜突然亡故，曹丕“伤其妻孤寡”，不仅作了《寡妇诗》，又命王粲、丁廙同作《寡妇赋》。更多的同题赋是吟咏一时兴起、率尔所指的日常之物，例如柳树、槐树、弹棋、瓜果、鹦鹉、圆扇等。可以说，几乎生活当中所见所遇的一切事物都可入赋，而且越是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就越适合文人骋才炫笔、争新斗奇。 此外，赠答诗在邺下也开始成为一类引人注目的题材。现存的有，王粲的《赠杨德祖诗》，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赠徐幹诗》《又赠徐幹诗》《赠从弟诗》，徐幹的《赠五官中郎将诗》《答刘桢诗》，应玚的《报赵淑丽诗》，繁钦的《赠梅公明诗》，邯郸淳的《赠吴处玄诗》，曹植的《赠徐幹诗》《赠王粲诗》《赠丁廙诗》《赠丁仪诗》等。这类诗除了劝励慰勉、表情致意，显然也是将自己的文采雅兴展现给对方的社交手段。 当然，写作变为一种社交圈的现场娱乐，并非表明作品就是粗糙随意的急就章。现场创作，往往含有较量才能高低的意味，实际上对作家的写作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有点像当时的清谈③，虽然是一种游戏，但是要讲究见解新颖、说理惬当、文辞优美、风度优雅、声音动听，因此“谈何容易”!而且，邺下的文学生态已如上述限定了表达内容，诗文就不再以表意为宗，而重在怎样写得新巧出彩，怎样表现得与众不同。 由此，邺下文学出现了一个论者多已注意的突出现象，就是趋于华丽精巧。以往论者多将此归于文学由质朴而踵事增华的发展规律，实际上，这更是邺下汇聚的才子们主观上骋才竞文的结果。文学娱乐活动中的才能较量，促使文人争相运用并创造华美典雅的诗歌语言。例如宴饮诗在语言形式上多骈俪对仗，偏爱富贵的意象，如“珍木”“清川”“金塘”“仁兽”“丹霞”“华星”等，并注意到色彩的描摹与搭配，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躍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这使诗歌迅速摆脱了古质朴拙、浅近平易的状态，达到了“诗赋欲丽”的审美要求。 因为有了观众，邺下才子除了比试文采的华美，更要讲究才思敏捷。一些作家因写作迅速在史书上留下了美好声名，例如王粲“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三国志·王粲传》)；“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时而草奏”(《文心雕龙·才略》)。还有一个著名的轶事，曹操诸子现场比试《铜雀台赋》。今观曹植和曹丕的两篇赋作：曹植用的是骚体，共13句161字；曹丕用的是散体，共6句72字。曹植赋豪迈俊爽，曹丕赋清丽优美。曹植赋除去叙写行程和赞颂君王的语句外，直接铺写铜雀台的篇幅和曹丕赋大致相当。总体来看，除去篇幅和风格的差别，两篇文章在艺术水准上应当是各有千秋、难分上下的。但是，曹植赢得了更为显赫的文名和父亲的异常宠爱，原因就在于其援笔立成的敏捷才思。这一点，《文心雕龙·才略》中已有论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 注意，追求快速写作在文学史上是一种新风尚，汉代司马相如、扬雄都是无可争议的一流作家，但他们才思都不够敏捷，反而多有呕心沥血、用思精苦的记载。例如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赋，是“几百日后成”(《西京杂记·卷二》)。而在邺下，写作速度成了判定作家才华的重要标准，这是文学走向展现后的重要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当中讲究才思敏捷并非孤立的现象，与社会生活中观察士人颖悟与否主要看其随机应变的言语捷对，属于同一时代的社会风尚。此种例子《世说新语·捷悟》中记载甚多，此不赘述。 总结上述，邺下文学的核心，就是面向社交圈观众的才华较量和风采展现，此即“展现型文学”的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