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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由上所述，可以认为，张爱玲以“梁京”之名在《亦报》发表的小说《十八春》《小艾》，是《亦报》编者和读者及彼时共产党主政上海的文化官员，共同参与生产的文本，是五十年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新机制下，集体智慧合力“孵化”的“翻身文学”、“服务文学”的仿制品。此为张爱玲由市民趣味向政治化写作转型的“拐点”。然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不过是给“三角恋”故事、鸳鸯蝴蝶小说披上“工农兵文学”的外套而已。此时，张爱玲的文本意图在于以文学为材质，参与完成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的政治使命。 吊诡的是，张爱玲的热情与积极，并没有得到执政当局的接纳和赏识。赴香港后，转身“向右”，倒戈逆袭，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改写执政党和新政府形象的同时，也颠覆了《亦报》期间，故意装扮成听话的“党的女儿”的公众形象。既想撇清与中共的瓜葛，也暗含宣泄愤懑，以小说报复/反击新政权的意思。整体上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无关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也不能代表其真实的文学趣味和艺术观念。其意在于全身避祸，牟取名利。所以，她答应寄《十八春》给夏志清看，结果却食言，反复修改后，定名《半生缘》，几乎等于亲手埋藏《十八春》，洗刷污秽的意图自不待言。尤其在国共对峙，中美“冷战”格局中，设若《十八春》和《秧歌》同时置于夏志清和公众面前，人们将会怎样评说张爱玲的人品和文品？缘于此，死守自己曾经不光彩的国共两党“通吃”的秘密，掩盖个人的投机行为，尤为紧要。这既是维护个人尊严和体面的需要，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综观而言，缺少政治操守和个人立场的张爱玲，在国际、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首鼠两端，关系暧昧又紧张，明知政治投机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却来者不拒，失掉的不只是尊严和人格，实在不足为训。置身纷纷攘攘变动不居的时代大潮，把定自我人生路向，实属不易，然而无比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