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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张爱玲政治化写作的投机性与报复性 不仅如此，上海新的执政当局也深度介入了《十八春》的生产过程。 自尊敏感、名利意识重是张爱玲的个性特质，20多岁就发表《必也正名乎》(26)，嚷着“出名要趁早”(27)，其富有强烈的现代权利意识可见一斑。或许这是受了殖民地文化濡染、浸淫的结果。曾经，政坛局势不管怎样动荡不安，政治气候无论如何晦暗不明，她从不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域。上海沦陷时期，给日本人扶植的刊物写稿，追随胡兰成，与之同居又分道扬镳。这些，在众人看来，都是丢人现眼，很不名誉的事情，然而张爱玲并不隐瞒——事实上也瞒不住。尽管胡兰成受追捕时，张爱玲也曾过了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但她始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依然以“张爱玲”的大名发表新作。重印旧著，编写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照样顺利搬上银幕。(28)一句话，“张爱玲”三个字没有影响她作为公众人物一直活跃在大众视域里。 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政府垮台，应该是张爱玲驰骋文学天赋的大好时机。然而，事实恰好出乎人们的预料。共产党接管上海后，文化/新闻/出版/印刷等，全部实行军事管制，文化/图书市场重新洗牌。原来的报纸、期刊、书店，不论官办、私营一律关停，经新政府审查后获准重新登记注册者才能出版、发行、营业。靠市场为生的张爱玲，眼看几乎要断了生路。当时的《文汇报》《新民报》与由《申报》改组后的《解放日报》等，审稿、用稿都十分严苛，有很多禁忌，自然来稿一般很难被采用，报纸上也极少发表文艺创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或讲话，经常在报纸上唱主角。所幸，此时有两家小报——《大报》和《亦报》获准创刊，这是共产党接管上海后，半体制化的两家民营报纸。而且，其选稿、用稿尺度宽松得多，办报主体大多是那些未被体制正式收编的报人、自由撰稿人。 棘手的问题是，《传奇》《流言》出版之后，张爱玲已是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1947年《太太万岁》上映时，叫好又叫座，票房十分红火，却遭遇猝不及防的挞伐(29)，张爱玲的声名更高了，但同时却成了一个不宜公开露面的敏感人物，她的名字显然成了禁忌。“梁京”因此悄然问世，并带着耀眼的光环——《亦报》专栏著名作家，广受读者追捧的小说家，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代表。(30)总之，“梁京”取代“张爱玲”频频出现在彼时上海的公共文化生活。 《亦报》虽然只是一家民营小报，但背靠新政权支撑是明摆着的事实。资料显示，主《亦报》笔政的龚之方、唐大郎，由当时上海军管会文化委员会头号人物夏衍圈定，《亦报》的出版用纸，由军管会特别批准。 知情人士回忆，张爱玲以其年轻、卓尔超凡的文学才华，深得识才、惜才、爱才的上海文化宣传教育界的主事者、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夏衍欣赏。“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的时候，夏衍便率尔坦承“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不仅他自己喜欢张爱玲的小说，还介绍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去读她的作品。(31)为了挽留张爱玲，并使其抛弃顾虑，尽力为国家服务，1950年代初，夏衍曾在上海市军管会文化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姚溱、陈虞孙两人亲自陪同下，以朋友间家庭聚会的名义，秘密约见过张爱玲，地点在沪上某富裕人家的私人厨房。受邀前来聚谈的沈毓刚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菜很精致”，饭却“吃得有点尴尬，谁也没有说多少话”。据策划操办的龚之方、唐大郎两人后来的“说法”，安排此次餐叙是因为“有点事请示领导，同时，夏衍同志想见见张爱玲，并托他们两人劝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32)。 餐桌上都说了什么，沈毓刚没有述及。但张爱玲深得夏衍及其幕僚、友人的暗中呵护，却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推知，离沪赴港前，张爱玲化名“梁京”写连载小说在《亦报》刊发，应邀出席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大概都与此次餐叙有某些关联性。龚之方个人的回忆，虽然没有明确述说夏衍与张爱玲晤面的经过和情形，但直接确证了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次文代会是夏衍画了圈圈的事实，“1950年夏天，上海举行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中赫然有张爱玲的大名，这显然是夏衍为她安排的。”(33)编发过张爱玲作品的柯灵，和她有过一些交往。据柯灵说：“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第一号的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34) 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名字都登在《解放日报》上，“梁京”的名字也在其中。(35)可见，“梁京”是化名，并非只在写作、发表文章时才使用的笔名，是直接取代“张爱玲”公开使用的名字。会上，柯灵、龚之方等都注意到了，她不穿“延安装”(在《十八春》里叫做“列宁装”)，而是“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座位。(36)严肃的政治场合，行止异于多数人的“梁京”，必定格外引人注目。 为应对朝代更替的政局世情，委曲求全换姓更名，对于重名、爱名，且又名噪一时的张爱玲，想必十分排斥。埋葬了沾染历史烟尘的“张爱玲”，实际上等于向世人昭示一个事实，曾经洛阳纸贵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死”了，而此时，张氏刚踏上30岁，正好是艺术创造力最强大、最旺盛的年龄阶段，本来应该如旭日高升光照四野。就此偃旗息鼓隐姓埋名，无论怎么说，对她都是惨重的命运打击——才起了个头，她都还没红够呢！所以，1196期《亦报》里(主要在1950-1951年间)，“张爱玲”的本名见诸报端至少在3次以上(37)，此外，《亦报》还有文章故意称“梁京”已有《流言》等书销行于世。(38)这类“此地无银”的小伎俩等于明确昭示读者，“梁京”者，张爱玲也。笔者以为，这是用心呵护张爱玲的各方人士，精心谋划用来测度读者反应的手段和技巧。 至此不难明了，《十八春》的问世和张爱玲化名参加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全在政治权力操控下按部就班地进行。 《十八春》后，张爱玲仍旧以“梁京”之名在《亦报》上连载中篇小说《小艾》。可是，直至1952年女作家离境出港，“张爱玲”三个字再没有在《亦报》上出现过。张爱玲再有才华，“政治正确”的《十八春》《小艾》写得无论如何精彩，新的执政当局，都没有准备接纳她的意思。有柯灵的回忆为证。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时，夏衍拟邀张爱玲当编剧，就有人直接反对(39)，夏衍也改变不了张爱玲的命运。偌大的上海已无她的栖身之地，政局的发展显然令生存空间本来逼仄的张爱玲越发艰难与惶恐。压抑自我，放弃个人立场，甚至完全听命于新的政权，然而，个人处境并不因此向好。她后来义无反顾地出走，与此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辩称，写《十八春》出于糊口。关于《小艾》，也可作如是观。她曾说：“我非常不喜欢《小艾》。”(40)事实上，不满自己的创作，并不是她要表达的全部意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对那些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出她的旧作，不经本人同意擅自重印的好事者表示愤慨。在笔者看来，《小艾》的“遵命”和“御用”气息更浓烈，“为糊口而写”的谄媚投机意味远在《十八春》之上，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赘。张爱玲不喜欢《小艾》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在此。前面所述，《十八春》登完后，回头再看“心上老是有个疙瘩”也有同样的意味，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假如说，时易世变之际，《亦报》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是个人的一次误判，因年少轻狂不小心上了政治的当。那么，离沪赴港后创作的《秧歌》却与《十八春》《小艾》唱起反调，完全颠覆与改写了执政党与新国家的形象，完全否定共产党所领导和发动的“土地改革”。继而，坦然欣然接受来自国际、国内反共势力的资助，听任中共敌对势力的摆布，按他人预先拟定的大纲，完成《赤地之恋》。(41)对此，又当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张爱玲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投机心理，实在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怪不得势利无情的政治。譬如《十八春》，她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而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她仍要说，曼桢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话。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流转中捡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借此拴住鸿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分，但曼璐的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42) 只看这番话，一个“跟跟派”的形象呼之欲出。这和写《倾城之恋》《金锁记》的张爱玲，判若两人。可见，她并不是糊里糊涂“上了政治的当”，而是心甘情愿被政治所用。当然，她同时也在利用政治，投靠政治，因而，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和她本人的政治立场或信念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实质是趋炎附势的政治投机行为。 其次，有资料披露，张爱玲到香港后，曾被怀疑“可能是共产党特务”(43)，加之赴港前“忠而见疑”的不平际遇，驱使其政治投机心理或有变本加厉的可能，并朝着相反的路向运动，即投靠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治势力并获得庇护。此时，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除了继续投机之外，还混杂着多种成分。一是想自证清白，封堵指控她“可能是共产党特务”的别有用心之徒的嘴；二是为了泄愤，报复/反击对她存有芥蒂的执政当局。总起来说，相较于《亦报》里的连载小说《十八春》《小艾》，《秧歌》和《赤地之恋》除了具有相似的政治投机性和“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特征外，更多了一重报复性和攻击性。尽管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前者为刚刚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御用”，后者反转枪口，服务于反共、反华的政治集团，然而，“服务文学”的性质相同。 正是因为张爱玲歌颂新政权，礼赞共产党并非源自真心诚意，而是出于强烈的功利目的和投机性，所以，《十八春》里去了延安的许叔惠，到了《半生缘》就改成赴美国了。两部小说的结尾也迥然有别。前者，许叔惠从延安回到解放后的上海，顾曼桢、沈世均和石翠芝等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奔赴沈阳，豪情满怀地加入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大军。后者的故事止于抗战结束。许叔惠从美国回到上海，亲朋故旧久别重聚，无限感慨，在“我们回不去了”的怅惘中，半生情缘戛然而止。 收入近年出版的《张爱玲全集》的《小艾》(44)和《亦报》连载的初刊本相比较，也有指向性相类似的删削和修改。前者叙述止于小艾的丈夫冯金槐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小夫妻得以团聚。后者则装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上海解放后，小艾一家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永远告别了为人所驱遣，忍辱受气的非人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