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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留日时期郭沫若对日本“松”与“梅”的抒情都脱离了中国古典传统的模式，呈现出某种个人意志勃发的特征。这样的艺术选择既是自我成长的结果，同时更与大正时期欲望苏醒、本能激活的背景有关，借助这些全新的日本体验，诗人郭沫若实现了自我精神世界的突围，完成了传统艺术的越界，促成了中国新诗艺术的现代嬗变。 关 键 词：郭沫若/松/梅/骚动 作者简介：李怡，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物喻志，借景抒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一些植物早已经成为世代相承的“诗歌植物”，如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松、竹、梅又有“岁寒三友”之谓，千百年来不断成为诗词歌赋吟咏书写的题目。仅仅据《全唐诗库》检索系统统计，在收录的全部42863首诗歌中，咏松的就占3487首，咏梅的则有948首。而南京师范大学《全宋词》检索系统显示，咏梅词最多，有2946句，松995句。[1] 留日以后的郭沫若为我们展现了大量的“海洋”景象，对中国诗歌的景观扩容独具贡献。[2]与此同时，传统中国诗歌的自然题材也依然不时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例如“松”与“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像日本的海洋景象带给了郭沫若全新的视野一样，日本的“松”与“梅”也令诗人生出了异样的体验。 郭沫若漫步于博多湾畔的千代松原，夜色中这些阴翳、深邃的物象却并不以自身的清冷传达着传统士人的隐逸之情，所谓“幽人爱松竹”(元结《石宫四咏》其三)的古典意趣，“青松如高人，含风自萧飕”(周权《夏日偕友晚步饮听泉轩》)式的超然全无踪迹。如果说，青春气盛的郭沫若理当远离这些“出世”的佛道趣味，那么，以松柏凌冬不凋、孤直不倚的人格自我期许这一脉更为深厚的思维传统呢？或如韩琦“霜凌劲节难摧抑，石压危根任屈盘”(《和润倅王太傅林畔松》)、柳宗元“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笼”(《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范云“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范云《咏寒松》)般的精神求索，或如李白“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南轩松》)、李商隐“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高松》)、皎然“真树孤标在，高人立操同”(《咏敡上人座右画松》)的孤高自赏。 但是，郭沫若既无前人的隐逸之趣，也无意重蹈后者的“比德”传统，他专注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状态：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沈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这里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诗人对自然的认知已经大大超出了自然物象本身的“原生态”样式，其中分明渗透了诗人自己的思想和想象，或者说已经用人的想象改变了自然本身的样貌。于是，古松被想象为“沈默”，能“赞美”，还拥有向天宇高举的“手儿”，这些细节的具象化区别于古典诗歌笼统的人格比德，诗人追求的不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物态化”审美，而是偏向于近似欧美诗歌的“意志化”特点；二是对“起兴”传统的改变。由自然物象引发诗人的感想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写作方式，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一切紧随自然景象而起的情绪情感都属于中国式的“兴”，《春秋繁露·阴阳尊卑》云：“夫喜乐哀怒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中国古典诗思的运行是符合这一宇宙—生命观念的，笃信“一贯”、追求物我和谐的诗思尽可能地顺应自然物象的“机理”来生成人的感情，所谓物我浑然、思与景谐。所谓“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用现代学人的话来说就是“直寻、直观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物象原样兴现”。[4]心境的宁静、情绪的凝敛恰恰是“起兴”的必要状态。《文镜秘府论》描绘这种创作状态是：“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此时此刻，当郭沫若在“安眠”的海边，在“清寥”的夜空下，面对“沈默”的古松，激荡着的情绪却是“战栗”——从想象松枝的战栗到激动于自我精神的战栗——诗人已经超越了古典传统的“诗兴”，转入到对内在精神世界蓬勃生长的格外凸显。这种由宁静出发却通达自我亢奋的诗歌之路，更容易让我们想起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物我”关系，波德莱尔就说，诗的“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5]美国20世纪诗人里查·艾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也说过：“写诗的过程，其终极是神秘的，牵涉到全身的冲力，某种神赐的力量。”[6]物与人的关系至此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般从诗人的内在自我出发，给内心的抽象情思赋予某种感性形象，或者为表现那内在情思而不得不改变外物形象。”[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