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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洋风景的发现，还只是郭沫若艺术新变的部分走向——对于曾经深居内部腹地的中国诗人而言，海洋固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异样性”而令人产生类似“崇高”体验的新鲜感，但是，平心而论，这样的新鲜感和惊异感却不大可能在“松”与“梅”这样的传统诗歌意象中获得，问题恰恰在于，郭沫若不仅为我们贡献了空前壮丽的海洋，同时也为我们贡献情绪激动的观松品梅体验——神经的战栗，还有自我崇拜、捣毁偶像的亢奋。翻腾的大海与骚动不安的松与梅，共同构成郭沫若留日诗歌创作的异样风景。 如果说大海的奔腾豪迈来自“有差距”物象的激活与震荡，那么对松梅的骚动不安的体验则可以追溯到诗人内在精神世界本身的变化，外部世界的震惊体验与内部世界的咆哮体验共同撑开了一个阔大的诗歌艺术空间。 在笔者看来，郭沫若内在精神世界的变化与他对日本大正时代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 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正物质生活状态对个人欲望的刺激和解放，另一方面则是自由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创造一时间造成的“迷离”效应。 在经过了明治时代的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之后，大正时代的日本步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兴盛时期，物质欲望的释放、“成金”(暴发户)的诱惑、个人主义的膨胀都涂绘着一个时代的新景象。对此，郭沫若感受至深：“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最大的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象受着魔术的呼谴一样，暴涨了起来。”[11]暴涨的当然不仅仅是物价，还包括这些留日青年的本能的生活欲望。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虎丸曾经比较过影响鲁迅一代人的“明治时代”与影响郭沫若一代人的“大正时代”，特别分析过“大正时代”的本能主义之于创造社一代的深刻烙印，“创造社所理解的近代，如郁达夫所描写的‘现代人的苦闷’和厨川白村共有的那种‘忧郁症’‘病态的青年心理’，自始至终是感伤的自我感情”。“与社会相对立的个人，与秩序相对立的自由，这种长期支配日本‘近代主义’的社会观与人生观，其最初的表现是高山樗牛等人把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理解为‘本能主义’。”“创造社强调‘内心要求’，高喊‘个性解放’的时候，其中感性的‘人’的观点，分明没有超出高山樗牛以来的‘近代主义的个人观’的框子。”[12]的确，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日本生活场景常常出现在郭沫若、郁达夫一代人的笔下，与苦行僧式的鲁迅一代颇多不同。 年轻的郭沫若自然也搅扰于“成金”时代的这些生存迷惑当中了。 博多湾是郭沫若观海浴海，摄取“异样性”的“崇高”的“风景”之地，不过，其意义却不尽于此，除了海洋，博多湾畔还矗立着“成金风”的标识的抱洋阁。 抱洋阁于1910(明治43)年落成的。背负松原，面朝大海，“庭园内设有海鱼河鱼放养池，隧道内水族馆沙浴等”、“有欧式潮浴分特等、上等、中等、沙温室、温泉清洁设置”。[13]据说博多第一次有水冲的厕所的这种豪华的欧式旅馆就是这里。抱洋阁上，既可以眺望博多湾明媚的波光，获得“异样”的海洋风景，又可近距离目睹“成金”时代的各种奢华生活：“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里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象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窗口中，于男女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14] 以上关于抱洋阁的这番描绘被郭沫若置放在邂逅张资平、创造社“受胎”的历史性时刻，本身就意味深长。接着，郭沫若继续写到，两位中国穷学生准备一同下海游泳，但很快却被海面浮动的煤油赶上岸来，于是，狼狈不堪的两位学生只能“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15]短短几百字的描写中，郭沫若两次注目这充满诱惑的抱洋阁，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代表“文学革命第二阶段”的创造社文学的在“成金”标识的抱洋阁下“受胎”孕育，未来的文学“创造”再也无法摆脱与日本资本主义蓬勃欲望的暧昧的关系了。 多年以后，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所记录的“创造社受胎”主要就是两大内容，一是对抱洋阁为标识的日本“成金”的景象的观察，二是对国内文坛丧失“文学性”的批评：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也要多。”[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