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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与《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比较，与鲁迅等“明治时代”的留日中国学生比较，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的兴趣更偏向于“文学”。前者更具有思想启蒙时代的理性，直接关怀国家民族的重大话题，一如伊藤虎丸所论述的明治“政治青年”；而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则常常注目于自我、个人、感性，近似于大正时代的“文学青年”。郭沫若回忆说，自己早“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留日学医以后的外国语言学习，却又再一次唤醒了他压抑的文学热情：“这些语用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17]感性的文学不仅增强了“理性之外”的心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此时此刻，就是他们关注的“文学”本身也异彩纷呈的：“日本社会近代转型期的开始在明治维新，但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真正成熟却是到了明治末年至郭沫若他们留学的大正时期。这是日本近代文学突飞猛进，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流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欧洲文坛百多年的历史演绎了一遍。”[18] 自我欲望的解放带来了内部精神世界的多面化，自然也包含了某些焦虑和矛盾。此时，在郭沫若关于自我困扰的谈论中，我们读到的多是一个青年学子人生飘忽、生存艰难、性情不定的遭遇，怀疑、矛盾与焦虑是其主调。例如这样的描述： 白华兄！我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有Lyrical的天才，我自己却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还Heine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眼泪。[19] 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20] 我常恨我莫有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21] 《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描述自己“实在是有些躁狂性的征候”，还借剧作《湘累》中的话“夫子自道”：“‘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见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22] 我曾经借用郭沫若自己的概括，将这一时期的独特精神现象命名为“歇斯底里”症候，歇斯底里并非简单的病态和疯狂，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丰富的精神追求的出现，一种跨越传统审美边界的精神爆发的可能。这样的精神状态也进一步加剧了艺术选择的多样性与混沌性，最终形成了多重艺术趣味“杂糅”并存的可能。是“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理智要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23]或者是这样的难以整合：“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久未在Idea和Reality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24] 留日学生郭沫若的自我发现在很大的程度得益于他拥有了新的人生偶像，然而，在“偶像崇拜”与“偶像破坏”之间他也有着迅捷的发展和转变：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其实，与其说这里迅速完成了从偶像崇拜到偶像破坏的转折，毋宁说“崇拜”与“破坏”都曾经是郭沫若并呈着的情绪与思想，是他“躁狂性的征候；时期的真实精神状态。理解了“崇拜”与“破坏”的并呈关系，我们自然就可以清晰梳理《梅花树下醉歌》从深情赞美到“歇斯底里”般“毁破”的真实逻辑，甚至可以得以进入《天狗》的疯狂状态：从吞天吐地到自我毁灭，无一不是“躁狂性的征候”的生动展示。在如此奇异的精神世界中，当然我们就不难感受到那种“神经纤维的战栗”了，郭沫若“夜步十里松原”的所思所想，岂是中国古代诗人所能道出的。 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没有这样一番精神躁动之后的自我突围，没有艺术思维上的种种“越界”，“松原”中的就不会有“神经纤维的战栗”、“梅花树下”也难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一句话，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躁狂性的征候”，最终就不会诞生《天狗》这样的新诗艺术杰作。 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骚动的松与梅参与促成了中国新诗艺术的现代嬗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