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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角恋”故事穿上“翻身文学”的外套 张爱玲不满《十八春》，却还是喜欢、珍爱，且毫不掩饰，常常溢于言表，在与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时直接吐露与坦承。如一边说“写得perfunctory，没精打采的”(12)，一边又有些小得意，称“《十八春》的戏剧性强”适合改编成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姐妹俩正反二角”(13)，承认虽然整体上有明显缺陷，但“部分地有两处我也还喜欢”(14)。自我炒作之嫌，不言而喻。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十八春》宛如张爱玲的一个孩子，因为长得不很理想，当妈的一方面视为心肝宝贝，疼爱有加；另一方面，又抹不下脸面，不愿给外人一睹孩子的真实面貌，羞于将她领到世人的面前。所以，张爱玲在信上反复说要寄书给夏志清，最终不了了之，私底下却在精心修改。经过一年多改头换面的装扮，就成了坊间流传的《半生缘》，原著《十八春》反而不为读者所知。 笔者认为，设若研究者和后世读者都忘掉《十八春》，缄口不再提起，仿佛张爱玲从未写过这小说，这样，反而恰好是作者想要的结果。进一步说，张爱玲求之不得的美事，最好是研究界和偏爱她的读者，都以为《半生缘》是一部新作。按常理说来，承诺给看，却又始终不践约寄《十八春》给夏志清，喜欢却不愿其直接面世，藏拙之外，一定还有不愿被触碰，害怕被人揭破的秘密。 刚出道时，张爱玲所写主要是上海弄堂殖民文化环境下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清末遗老的家族故事，热衷且擅长演绎小儿女的三角、多角恋爱戏，同时声称“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15)。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的政治转型面前，张爱玲抛开轻车熟路的情爱叙事，以《十八春》和《小艾》(《亦报》连载，署名“梁京”)为转型，融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给工农兵画像、立传，借文学手段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紧跟新的执政者，参与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终结了其“写文章不涉及政治”的历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貌似孤傲不群、清高自持的才女，一旦投入政治的怀抱，也有不俗的表现。 拿《十八春》为例，小说以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为时间界碑，叙述主人公顾曼桢在“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的人生际遇。1949年以前，旧的无能的统治集团，害苦了善良、淳朴的顾曼桢，使她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饱受熬煎。共产党来了，才带她逃离苦海，重见光明，焕发新生，走出个人狭小的生活圈子，成为了“革命的大家庭里的一员”。人物命运的前后比照，可以这样认为，小说文本的意义指向，显然在于礼赞新中国，诅咒旧政权，服务新的执政当局，以文学的手段证明，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就这个意义维度而言，《十八春》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典范”之作。小说主线和叙事动力，是顾曼桢、石翠芝与许叔惠、沈世均的多角恋故事。叙事的框架和结构，人物的身世、命运与终局，都没有超越《白毛女》的文本模式——大光明、大团圆的收尾。夸张一点说，《十八春》其实就是上海版的《白毛女》。文学史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情呼唤的“政治正确”的“代表”，大抵不过如此。 再看，继《十八春》之后，在《亦报》连载的《小艾》——张爱玲在大陆期间创作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16)小说以官宦之家的婢女小艾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际遇为叙述框架，意在建构新政权认同的文本意蕴，清楚了然。六七岁就被卖入席家做婢女的小艾，正值豆蔻年华惨遭主人奸污，落下妇科顽疾后，丧失了生育的能力。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掌管的“为人民服务”的医院，终于治好了小艾的沉疴。解除病痛获得新生的她很快成了幸福的“准妈妈”。小艾和丈夫冯金槐在欢呼“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的喜庆氛围中，小说画上了句号。无疑，这是典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叙述话语，即草根阶层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以上可知，《十八春》及随后在《亦报》连载的《小艾》，开启了五十年代张爱玲有意味的政治化写作旅程，成为195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文坛“翻身文学”、“服务文学”的新样板。桑弧的提醒，值得关注。他说：“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同时，他还说：“我虔诚地向《亦报》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17)就《亦报》连载的《十八春》和《小艾》而言，给三角恋爱故事穿上“翻身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外套，大概便是张爱玲“在思想感情上”的“可喜的进步”。“创作生活的再出发”，意味着从写饮食男女向“为政治服务”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