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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特征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其广泛性及深刻性，鸦片一方面被用作武器出现在各类小说中以揭露官场腐败、人性堕落及社会病态，一方面又被当作批判的对象，深刻揭示其作为一种毒品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人类身心等各方面的侵害与腐蚀。 作为批判的武器，鸦片叙事被广泛运用于谴责小说揭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官员因烟瘾发作而耽误正事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李伯元《活地狱》第三十五回叙泰安县匪人聚集谋反，两位乡董闻讯急往县衙出首。但知县黄老爷正在醉酒吃烟，昏聩之中将两人驱逐，最终导致乡董家破人亡的悲剧。另外，各类小说中对官吏们吸食鸦片的场所亦多有曝光，除通常的妓院、烟馆外，衙门的签押房也时常被用作吸烟房频现于小说中。签押房是清代官长批阅公文、签字画押、接待来宾的场所，可以说是政府机构的核心部门，但晚清很多有烟霞癖的官员将鸦片吸食转移到签押房中，如《文明小史》中的万抚台“正在签押房的套间里过瘾，向例此时没人敢回事的”⑧，《活地狱》中的桃源知县魏剥皮也“退转签押房吃饭，一时饭罢，躺在炕上抽烟”⑨。更有甚者，《官场现形记》中还出现钦差大人童子良在衙门花厅大煮鸦片的荒唐场景。⑩这些细节借助鸦片叙事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尸位素餐的晚清官员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的荒诞昏聩。 官场的腐败除表现在官员吸食鸦片的行为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禁烟的敷衍及对鸦片税收的贪污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及山西抚台在禁烟上述而不作，“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札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因而“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11)。更荒唐的是，禁烟和烟税有时双管齐下强加于烟农头上，禁种罂粟的同时农民却仍被课以“懒烟捐”，直接导致了包括1915年春甘肃武都在内的多地抗税民乱。(12) 作为批判的武器，鸦片叙事的另一要旨在于对堕落人性的摹画。“自鸦片烟流毒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13)许多作品出现上至士夫、下至负贩因陷入鸦片魔掌而作出的种种无节操举动，瘾愈大而品愈卑，人类的良知与尊严在毒瘾面前不堪一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自命清高的画家任立凡，“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等穷的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二钱烟，要画甚么是甚么”(14)，貌似名士，却在烟瘾发作时斯文扫地。更有瘾君子在鸦片问题上“假撇清”，如《文明小史》中的“维新人士”郭之问将鸦片吸食当作追求自由的借口，《上海游骖录》中的李若愚又称吸食鸦片为“志士”反对政府的“革命”表现，种种荒诞“高见”恰恰构成了对这类伪“革命”、伪“维新”人士的极大反讽。 此外，鸦片叙事还是抨击近代社会各种病态的有力武器。病态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鸦片吸食的泛滥，烟害所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城乡每个角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某小偷在航船上行窃，所得赃物中最多的居然是烟枪；天津卫附近一个凋弊的、只住了十来家人家的村庄居然开着两家鸦片烟店，可见当时鸦片吸食面之广。特征之二就是由鸦片滋生出的新型罪恶，鸦片的走私、买卖和消费在城市形成黑色产业链，上海烟馆更出现了“烟妓”这种毒与娼的新型结合物以迎合人们的猎奇猎艳之需，(15)毒、赌、娼相互渗透勾结，成为难以铲除的社会毒瘤，贻害无穷；在乡村导致匪盗横行，讼狱滋繁，匪、烟、赌成为各省首当其冲的新三害。即便名正言顺的戒烟，也会滋生出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贩卖假“戒烟药”的新型骗术。《冷眼观》、《上海游骖录》、《医界镜》等小说都对一种掺入吗啡的“戒烟丸”作过叙写，此类“戒烟丸”不仅无法戒除原先的烟瘾，反而增添了新的毒瘾。这些由鸦片催生出的“恶之花”，深刻揭示了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病态社会风气。 由此，在近代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中，鸦片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然而，在1906年以降出现的“鸦片小说”中，这一武器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黑海钟》、《黑狱》、《黑籍冤魂》等小说不约而同地将鸦片冠以“黑”字，其实“黑”不仅指鸦片的颜色，也是鸦片吸食者病态烟容的代称——瘾君子往往面色黧黑，故而文人不仅借“黑”指代鸦片吸食，还借“黑籍”指代沾染烟瘾(即入了“黑”之籍贯)之人。因此，上述小说在题名中就表达了小说的主旨——“黑海钟”借批判鸦片敲响警钟以拯救沉溺于黑海之人；“黑狱”即指鸦片吸食为黑暗地狱；而“黑籍冤魂”自然是指为鸦片所害的一众冤魂。此外，小说的人物塑造、场景设置、情节叙述，等等，也都是围绕“批判鸦片”这一主题展开。以《黑狱》为例，小说叙述的是鸦片战争前夕广东一地的鸦片吸食状况。小说所涉及的诸种人物，无论是妓女小广东还是区承先夫妇，抑或强盗梁十五、医生曹鹤坊，无不为鸦片所误，作品借他们的悲惨经历昭示鸦片吸食导致“倾家荡产者有之，败节隳名者有之，累诸及父者有之，断子绝孙者有之，卖妻鬻奴者有之，青年亡身者有之”(16)。因而，批判鸦片毒害自然而然成为关系到民族存亡大问题的重要文学命题。 (二)鸦片：病态都市与淳朴乡村的物质隐喻 城市是鸦片的集散地、重灾区，很多城市狭邪小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都市鸦片消费与交际，鸦片情节不仅发挥着叙事功能，同时也承载着隐喻作用。 以《海上花列传》为例，小说起始叙述了农村青年赵朴斋、赵二宝、张秀英等进入上海之后，因抵受不住十里洋场的诱惑而堕落，最终沦为车夫或妓女，而鸦片正是他们沦落的物质标志。小说第二、十四回两次写到赵朴斋吸食鸦片，当时的他“吸不惯”、“不得法”，鸦片吸食对他而言是一件陌生事物，暗示了其尚未为十里洋场所污染。但其身上朴拙的乡土特征很快地就被都市繁华奢靡的气息所涤荡，到二十九回时，他已能熟练装烟、捏烟，并指导起秀英、二宝吸烟。(17)这时的赵朴斋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不管是他凑趣的言语还是熟练的烧烟动作，无不透露出一股都市洋场中特有的狡黠、老练之气，他的身上已经难觅以往的朴拙乡气。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将目光对准此时的张秀英与赵秀宝——她们也是刚从乡村出来，同样也是不谙鸦片之道——这与之前的赵朴斋何等相似。如此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鸦片在《海上花列传》中已经隐隐成为了十里洋场腐化生活的一个物质符号，对于鸦片的沉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于洋场奢靡生活的沉溺。 除了对于洋场腐化生活的隐喻，鸦片情节在小说之中还有其他一些意蕴。以“吞烟自尽”这一常见情节为例，《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都不止一次出现过类似情节，但两部小说中“吞烟自尽”情节的意蕴却不尽相同。《风月梦》第二回叙妓女爱林与一成衣相好，成衣之妻吃醋，时常与其吵闹，爱林愤而吞烟自尽；第三十一回则叙袁猷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妓女双林为其殉情，吞烟自尽。可以看到，在《风月梦》两则“吞烟自尽”故事中，妓女们的出发点都源于“情”，吞烟以殉情。但在《海上花列传》中，这种情形不复存在。第六回写黄翠凤做清倌人时，为老鸨殴打，就以吃生鸦片烟相威胁，自此老鸨不敢再得罪她；第六十三回写周双玉假意要与负心的嫖客朱淑人一同吞生鸦片殉情，从而向后者讹诈一笔巨款。由此，同样的吞鸦情节，在意蕴上却已从前者的追“情”移向了后者的逐“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的城市化程度。《风月梦》尽管以扬州为写作背景，但仍留有浓郁的都市乡村气质，其中尚有重情的双林、拒绝被城市化的穆偶仁；《海上花列传》则是城市势利、奸谲、拜金的生动写实，因而吞烟在《风月梦》中为吞下情觞苦果，而在《海上花列传》中则为以退为进从而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谋生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