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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鸦片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之一，因而近代小说对此多有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由滥觞到发展、勃兴最终走向式微的弧形轨迹。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存在着三个显著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作家对鸦片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书写鸦片时的心理嬗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鸦片叙事在近代社会乃至毒品走私与消费依旧猖獗的当下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及现实意义。 关 键 词：近代小说/鸦片叙事/毒品消费/文化及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异域城市镜像”(项目编号：14JJD75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晔，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秉咸，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鸦片是一种诱人上瘾的有毒物质，有时会给吸食者及其家人和生活的社会圈子造成悲惨影响。滥用鸦片不仅侵蚀个人自尊，还使国家及其人民蒙羞。 —Timothy Brook，Bob Tadashi Wakabayashi:Opium Regimes 鸦片之于近代中国，不仅是一种精神麻醉剂，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其不同寻常的意义不光体现在中国近代史肇始于一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中华帝国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体现在鸦片泛滥直接导致国力衰微、国民孱弱，构成了近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还体现在中国近代的鸦片消费不单纯表现为一种毒品吸食，更生成出由精致的吸食器具、讲究的吸食环境等物质媒介为主要载体的病态鸦片休闲文化。 由此，拖着大辫子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便成为近现代西方世界最普遍的中国人想象。鸦片如此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对应，近代文学也从各个角度描绘和展现鸦片的流播状况及无穷贻害，充斥着鸦片书写的近代小说即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涉及鸦片书写的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每个时期、每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鸦片现象，包括鸦片的贸易、吸食、种植，与鸦片相关的各种人类活动及其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深刻影响。因而，鸦片也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一、近代小说鸦片叙事述略 滥觞期(1796—1840)。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历程，源头可追溯至近代之前嘉、道年间的小说。中国的鸦片吸食活动始于明末清初，但直至乾、嘉年间方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①虽然乾、嘉时期的清政府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禁烟活动，但收效甚微。广东沿海等地出现了大量的鸦片走私活动，鸦片吸食之风也向内地不断蔓延。这一时期出现鸦片书写的小说主要有《警富新书》、《雅观楼》、《绣戈袍全传》三种，但鸦片叙事在此三种说部中仅是惩凶或果报主题的附庸。尽管当时的作者都已对鸦片产生了警惕及抵触，但鸦片书写并不承载很多情节作用与主题意义，主要是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细节而存在，而且并非不可或缺的细节。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文人，因为嘉、道年间的鸦片吸食虽已弊端初现，但尚未酿成社会与国家的巨变，文人们自然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对其进行重点揭露及尖锐批判。虽然嘉、道年间小说中的鸦片叙事有单薄零碎之嫌，但还是为之后近代小说中大量出现的鸦片书写作好了铺垫。 发展期(1840—189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并以清政府的惨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清政府的禁烟运动中途夭折，通商五口岸成为新的鸦片集散地，中国迅速滑向黑暗的鸦片深渊。雪上加霜的是，1858年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从此，中国的鸦片输入与消费陷入疯狂增长、难以控制的局面。 伴随着鸦片问题的急剧恶化，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亦与日俱增。表现之一是涉及鸦片的小说逐渐增多。从1840到1894年，相关小说主要有以下六种：邗上蒙人的《风月梦》(1848)、陈森的《品花宝鉴》(1849)、魏秀仁《花月痕》(1858)、俞达《青楼梦》(1878)、西泠野樵《绘芳录》(1878)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1894)。②不难发现，上述六种都是狭邪小说。为何这一时段的鸦片书写会集中出现于狭邪小说中呢?原因有二：其一，与狭邪小说在这一时段的兴盛有关。自道光末年始，狭邪小说开始兴起，逐渐成为近代前期小说创作的重要类型；其二，与狭邪小说自身的题材有关。这类小说所表现的主要人物是妓女、嫖客、优伶，等等，他们有闲且有钱，无疑是鸦片消费的主要人群。而妓院不仅是追欢逐乐之地，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人士的主要交际场，作为当时应酬及消闲生活不可或缺的鸦片自然也会得到集中反映。表现之二是鸦片书写在小说中地位与作用的改变。《品花宝鉴》、《青楼梦》、《绘芳录》等三种小说依然延续了嘉、道年间小说的鸦片叙事传统，即仍停留在零碎、边缘书写状态。而《花月痕》中已出现男、女主人公韦痴珠、刘秋痕作乐府“鸦片叹”讽鸦片之弊的情节。因而，鸦片书写自此已开始发挥其情节作用。 《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的鸦片书写水平则远远超越了上述四种小说，这不仅是指小说中鸦片书写的体量，同时也指其在叙事学意义上的不可或缺性。两部小说中的鸦片吸食不再局限于单个人，而是融入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应酬与日常生活，与情节发展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以《海上花列传》为例，不仅张小村、王莲生、朱蔼人等一众嫖客烟瘾极大，而且沈小红、张秀英等诸多长三书寓、幺二才人也吞云吐雾，鸦片不仅是她们堕落的标志，并在其卖笑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烧烟绝技与青春色相一起成为她们吸引嫖客的法门。另外，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吞烟情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开展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潮及余波(1895—1919)。1895年到1911年，近代小说中出现了两次鸦片书写的高潮。在这十七年间，大量小说涉及到了鸦片现象，与此同时，鸦片批判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小说主题。总的来说，这一时间段鸦片书写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波浪形，1895年是第一个波峰，1896年到1902年是一个波谷，1903年至1911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波峰。 近代小说鸦片书写的第一个高潮其实是由一个外国传教士掀起的。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要求维新、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社会存在的各种积弊的批判也日益激烈。在一片改革呼声中，传教士傅兰雅③受到了鼓舞激励，开始大力抨击被他称之为妨碍中国进步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并出资公开举办了一场有奖征文活动，广泛征集抨击“三弊”的“时新小说”。傅氏的小说征文活动得到了许多作者的响应，活动结束之时，从全国各地收到了一百六十余份稿件。统计周欣平所编的《清末时新小说集》，④共有46篇小说作品涉及鸦片之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且都是在一年内创作而成，更显出1895这一年之于鸦片书写的特殊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46篇小说中，鸦片批判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小说主题，这种现象也是史无前例的。时新小说批判三弊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些作者虽未参加傅氏征文活动，但也自觉加入到批判鸦片的行列中去，如詹熙的《花柳深情传》、饮霞居士的《熙朝快史》和吴中梦花居士的《蜃楼外史》。⑤由此，仅1895这一年中就涌现出近五十种以鸦片叙事为主的小说，鸦片批判自觉地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重要主题。 1895年之后，鸦片书写进入到一个低潮期。从1896年到1902年期间，只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海天鸿雪记》(1899)等几种狭邪小说出现鸦片书写，相较于《风月梦》及《海上花列传》，这些小说中的鸦片叙写与情节发展间的关系要疏离得多。沉寂了7年之后，近代小说中又迎来了鸦片书写的第二个波峰。1903年始，小说自身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清王朝最后9年所出的小说总数占近代小说总数的88.78％。”⑥鸦片书写亦呈复兴之势，几乎成为了这一时期各种题材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及蘧园《负曝闲谈》(1903—1905)、八宝王郎《冷眼观》(1907—1908)等成为鸦片书写和批判的主力军，而其他一些展现近代社会各界怪状的小说，如反映污浊商界的《市声》(1905)、《商界现形记》(1911)，描述肮脏女界的《最新女界鬼蜮记》(1909)、《女界烂污史》(1910)，反映黑暗医界的《医界镜》(1908)等作品中也不乏鸦片的踪影。同时期的狭邪小说如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1903—1906)、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1910)等作品，都延续了之前狭邪小说的叙事模式，将毒、赌、娼捆绑书写。此外，写情小说如吴趼人《恨海》(1906)、符霖《禽海石》(1906)、李涵秋《广陵潮》(1909)等，侦探小说如傲骨《鸦片案》(1906)，公案小说如吴趼人《九命奇冤》(1906)，甚至一些拟旧小说如吴趼人《新石头记》(1908)、冷血的《新西游记》(1909)等也都参与到了鸦片书写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众多涉及鸦片书写的作品中，涌现出一批专门谴责鸦片罪恶的小说。这类小说的产生同清政府自1906年开始推行的大规模禁烟运动有着莫大关系。在禁烟运动的感召下，松陵田铸《黑海钟》(1906)、漱六山房《黑狱》(1906)、吴趼人《黑籍冤魂》(1907)、元和观我斋主人《罂粟花》(1907)、哀民《烟霞窟》(1908)、彭养鸥《黑籍冤魂》(1909)、静观子《还魂草》(1909)等一批控诉鸦片流毒的专题小说先后问世，由此，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类型“鸦片小说”应运而生。周越然因而在《言言斋书话》中专列“鸦片小说”一条，称“鸦片，亦作阿片，其为害人皆知之。当清末严行禁烟之时，小说家所写面瘦肩耸、家破人亡故事，想必不少”⑦。“鸦片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批判力度上均达到了鸦片书写的顶峰。 1911至1919年为鸦片书写的余波。鸦片书写高潮开始回落，小说不再像之前十七年间那样频繁描述鸦片现象，但浪潮过后，余波尚存。这一时期涉及鸦片书写的小说有佚名《林公案》(约清末民初)、冷佛《春阿氏谋夫案》(1913)等公案类小说，也有天逸《黑籍鸳鸯》(1914)、野蛮《黑籍沉沦记》(1916)、傅开裕《黑劫余生录》(1917)等“鸦片小说”；而谴责、狭邪小说的余绪，如诞叟(钱锡宝)《梼杌萃编》(1916)、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1916)、海上说梦人(周瘦菊)《歇浦潮》(1916)等，也都可见到鸦片书写的踪影。这一时期的鸦片叙事无论在作品数量抑或是主题表现上都远逊于之前的小说。 综上，鸦片叙事在近代小说中经历了滥觞、发展、高潮与余波四个时期。嘉、道年间的小说构成了鸦片书写的滥觞，其特点是琐屑零碎；1840到1894年为鸦片书写的发展期，狭邪小说为其主力军，鸦片叙事的地位与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升。1895到1911年为鸦片书写的高潮期，不仅涉及鸦片现象的小说数量剧增，书写水平亦迅速提升，同时还确立了鸦片批判的主题，诞生了新型的“鸦片小说”，代表了鸦片叙事在近代小说中的成熟形态。1911年到1919年为鸦片书写的式微期，虽然延续了之前小说的多样化题材类型，但是数量及质量均难于与高潮期小说比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