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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六朝诗歌开始盛行典故运用。用典本为“笔”的专利，公文撰作“酌古御今”习以为常。诗歌用典，一是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爱古、引古的传统；二是古代有“善士”之“尚友”传统，把自己与古人的“比事”并列；三是文学创作的知识化使然。六朝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用典，用典有语典、事典之分，由于“询事考言”的传统，事典则重于语典。咏史诗中，历史人物具有独立地位的，用典则不然，历史人物对诗歌主人公而言起着替代与证明的作用。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在《古诗十九首》直抒胸臆的传统外，为诗歌开出新的一路。庾信诗歌用典的成功之处，一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个人遭遇与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抒情；二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与有某种特殊经历的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反复抒情。于是，诗歌的抒情在形式上把自我与集体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诗歌实现了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用典，运用典故，亦称用事，凡引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即称“用典”。虽然诗歌创作很早就有用典，但社会有意识地视用典为“诗之为技”之一①则在南北朝时期，其标志就是文论家们把诗歌用典作为论述对象，如《文心雕龙》、《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等。本文探讨六朝诗歌用典的历史逻辑，阐发其产生、发达的文体学背景，通过对用典功用的分析，揭示用典在诗歌创作中的内在合理性。 一 用典本为“笔”的专利 中古时期“文”、“笔”的区分，内涵之一即诗赋与“公家之言”之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自己的撰作“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②，“事外远致”是私人化情趣性文字，为诗、赋之类的“文”；“公家之言”是实用性文字，为“笔”；隋人《文笔式》称“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有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笔”有诏、策、移、檄、章、奏、书、启，③所述“笔”者即有关政事实用性的“公家之言”。 “笔”的撰作多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早有指出：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 所以刘勰得出结论，称文章用典的“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④生活中尤其在政治运行上用古语以论证，本是一种规则，汉韩安国所称“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⑤。如《左传》中就多有引古语之处，发布政令或施行政治措施，必定用古语预测吉凶。 再从实际应用来说，汉初朝廷“以经义断事”，清人赵翼称“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举例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如“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等，结论即“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⑥“以经义断事”与先秦《孟子》、《荀子》的著述引诗一脉相承；汉代也多著述引诗，如《韩诗外传》卷一：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而亡。《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⑦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⑧ 而当有“成例可援”，即赵翼所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朝廷就要以典故、以前例定事、定礼，以典故、旧制、旧例衡量当前的行事，这就是所谓引经据典。后汉荀爽“为硕儒”，对社会某些做法，荀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⑨。“龚遂字巨卿，拜尚书郎，性敏达，弥纶旧章，深识典故。每人奏事，朝廷所问，应对甚捷。桓帝嘉其才，台阁有疑事，百僚议不决，遂常拟古典，引故事，处当平决，口笔俱著。”⑩ 《论衡·别通》称“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11)，此即“笔”，《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上书，称如何把“笔”类文字写得“尔雅，训辞深厚”，就是要重视文学掌故的作用，武帝从公孙弘请，命郡守与诸王相选学行并佳之士，赴太常学习，一年后经考核，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文学掌故得补郡国属吏之缺。(12)掌故即旧制、旧例，掌故又是官名，掌管礼乐制度等史实者；懂得了旧制、旧例这些掌故，处理政事有了依据，如《后汉书·左雄传》载，汉帝欲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左雄就以没有先例而阻止，所谓“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13)。而作为处理政事的“笔”，其中多有典故是肯定的。就历代“笔”体文字看，如刘琨等《劝进表》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14)，袁豹《为宋公檄蜀文》提出“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15)，都提出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多有“笔”体文字运用典故的叙说，如《檄移》篇称檄文的“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奏启》篇称奏文的“酌古御今”，《议对》篇称晁错的“对”的验古明今”(16)等，公文撰作的用典习以为常。 钟嵘《诗品序》谈到诗歌的用典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7) 他是从反对诗歌用典来谈的，此中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笔”的用典理所当然，“诗”的用典是受其影响，但没有必要。诗歌的用典，在“笔”之大家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诗品》载，任昉以“笔”著称，世称“沈诗任笔”，晚节对诗歌“爱好既笃”，但作诗“既博物，动辄用事”，(18)这是可以想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