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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典与新型诗歌意象 用典与咏史，有区别又有联系。咏史诗所咏的历史人物在诗中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历史人物即为主人公。典故则不然，《文心雕龙·事类》称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43)，即以历史事件表达类似的现今事件，以历史人物证明当今人物，其主要目的是观照现实，因此，历史事迹与历史人物在诗歌中是没有独立意味的，要紧的是替代与证明。但用典与咏史的共同点，即在诗歌中注入历史意象。古代文人诗歌自《古诗十九首》起的传统，就是追求直抒胸臆的自我叙说与评价，谢榛称《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44)，此即所谓直抒胸怀。钟嵘《诗品序》云：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45) 他是站在反对用典的立场上讲，这也就是《古诗十九首》以来的诗歌传统。即便是运用比兴，也只是以他人之事吟咏自我，对他人之事也是直抒其怀，如曹植《美女篇》，刘履《选诗补注》解释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46)。 而典故的运用，就是在用历史意象进行叙说与评价。当我们用意象来阐述诗歌的表现力时，也就是说用典使诗人创造出新型的意象——历史意象，把本来是直接抒发、叙说的感情、思想、理论转化为意象来叙说与评价。相对于原有的自然物象、社会物象、理论物象而言，新型的意象——历史意象的第一个特点，即对诗歌的抒情来说，增强了叙事意味。历史意象本身起码具有两重意味，一是现实，二是所追溯的历史；而后者往往是“事”，如诗歌的景物，由于用典而被赋予历史文化事件内涵；诗歌的说理抒情，由于用典而被赋予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场景等；新型历史意象具有的故事化情节，必定为诗歌创设新的语境与戏剧化的情境。本来故事性、戏剧性与诗人的“诗言志”、“诗缘情”多是不搭界的，但因为运用了典故，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使“诗言志”、“诗缘情”传统下的诗歌内部有了故事性甚或戏剧性。历史意象的第二个特点，即把现实事件、人物与历史相并列起来，扩大了诗歌的抒情张力，庾信诗歌的用典最能说明这一点，以下述之。 四 庾信用典的抒情张力 六朝用典，庾信为最，陈祚明称“使事则古今奔赴”(47)，陈沆称其“湘纍之吟，包胥之哭，钟仪‘土风’，文姬‘悲愤’，苍然万感，并人孤衷”(48)，盛赞庾信诗歌的用典。庾信《拟咏怀》27首的用典最能显现出新型意象的抒情张力。 其一，庾信诗歌通过用典，有意混淆古今时间界限，把诗歌抒情主人公的“我”与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以扩大现实生活中的“我”的表现领域。诗人自我与具有特定意味的历史人物共同组成某种意蕴，抒情主人公的个体跳出自我小圈子的局限，有形无形地带有一种历史感，个体不仅具有个体本该具有的意识，而且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员，个体的情感也扩大而成为历史的情感。如其二十六：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49) 前四句描摹北地之景，是写现实的抒情主人公羁留北方的处境。接着写李陵滞留不得南归，写众人送荆轲一赴秦国，写项羽被围垓下的帐中长歌，这几件事本不与抒情主人公处在同一时间段，正因为都是出于绝境的悲，他们与抒情主人公贯联在一起。于是，读者在体味抒情主人公的悲的同时，也体味着李陵、荆轲、项羽的悲；于是，本不属于庾信个人事迹所产生的情感也归结到抒情主人公身上，这当然扩展了抒情主人公悲痛的内涵，其形象也就具有更深切的感染力。 如此以前人的事迹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以前人的事迹替代自己来表达情感，抒情主人公的经历情感与历史人物的经历情感在诗中反复交相出现。如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50) 抒情主人公怎样到了敌国任职而思念故国的经历情感，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但庾信诗歌用典的意味还不仅仅在于替代，诗人把自己与具有相似经历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反复吟咏，让流落异域的悲痛与汗颜任职的无奈一次又一次地激荡读者的心灵，重重叠叠地堆积在读者心头，深入并加强了抒情的力度。 其二，庾信诗歌通过用典，把个人遭遇与历史大事件结合起来，有意混淆具体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事件与广大人们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界限，个体不再只是个体，而成为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如《拟咏怀》其十三： 横流遘屯慝，上墋结重氛。哭市闻妖兽，颓山起怪云。绿林多散卒，清波有败军。智士今安用，忠臣且未闻。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51) 前四句写大祸临头的气氛，“绿林”二句，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的重笔叙写，典故的运用确定了抒情主人公是身处这样一个宏大的环境中活动的，确定了抒情主人公是如此集体活动的一员。“惜无”二句用典，写自己的有心无力，具体叙说自己是集体活动中的一员，社会大背景有了人物参与的具体感。典故的运用使诗歌体现出集体的经历就是抒情主人公的经历，集体的情感就是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又如其十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52) 前十句叙写梁朝覆亡的悲剧，以舜之二妃啼枯湘水竹、杞梁之妻哭坏高城墙以及历史的各种战争的残酷为典，述说发生在梁朝故国人民身上的苦难；而“眼前”二句，则说这苦难也是直接发生在抒情主人公身上的。那么，整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已经分不清何为人民、何为自我，二者已经融为一体。 如此通过用典，诗人力图表明，这个抒情主人公不仅仅是诗人自身，既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超越自身，又是代表着一群特殊的历史人物抒情的。抒情主人公的情感领域此时此刻有着极大的扩展，不仅仅具有作者自身经历所引发的情感，而且还具有整个集体以及经历过其他各种各样事件的历史人物的情感，于是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当诗中直接抒情时，这是作为现实的人——庾信，从当前羁留敌国的处境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当诗中诗歌用典时，这是把抒情主人公与古代事件、古代人物并列起来，显示出庾信是从善于思考与回顾的诗人身心出发，用历史与社会来理解当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因此，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不仅仅是诗人自己，而且还代表着更广泛的人群在发言。于是，读者不仅仅被诗人个人的情感所打动，还被历史上众多人物的经历情感所打动。(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