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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重人事到重天道——刘歆新天人关系的创建 董仲舒、刘向的《春秋》灾异解释以天人之应为基础，而刘歆的《春秋》说则以五德相生为基础。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天人观念的调整。 天人关系是西汉学术的中心话题之一，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大儒，其思考均不离此中心话题。刘歆对此话题的关注，在重心上与前儒不同。《汉书》所载董仲舒、刘向、刘歆的灾异说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看清此问题。 董仲舒、刘向的灾异说多以人间政治得失为中心。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多载《公羊传》先师遗说，很难作为准确反映董氏思想、学术的著作。除了《汉书·五行志》所录董仲舒说灾异之条目外，《董仲舒传》之董仲舒三篇对策，也十分易于发现其天人关系之重心所在。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对曰：若王政清明，天下人归之若归父母，则天降祥瑞，如周文王、武王之世；若王政淫佚衰微，则阴阳失调而灾异生，即天变乃缘之于人事。因此他对汉武帝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又，汉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 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灾外，辠在内者天灾内，燔甚辠当重，燔简辠当轻，承天意之道也。(29) 董仲舒借两次火灾，言说的还是外正诸侯、内正大臣的治道。 刘向与董仲舒对很多《春秋》灾异的看法相似，其基础思路更是一致，这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不难发现，本文不再征引。刘向言灾异之旨，从其著名的《上封事》中，最可晓见。此文系统地阐述了历史上的祥瑞、灾异所暗含的政治寓意。刘向将《诗》、社会政治、自然现象联系了起来。他说武王周公时代，政道宏大平正，因此天应报于上，有颂诗作；幽厉之时，朝廷不和，于是天降灾异，日月无光，三川皆震，祥瑞与灾异的缘起均在人间政治。在这篇《上封事》的最后，刘向更是将自己的目的交代了出来，即“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这篇论章最终归向，乃是“今事”。 在成帝元延年间，刘向对频繁出现的灾异忧心忡忡，在其论灾异之奏议中，他特别强调天命之可畏，希望成帝“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其中虽然言及灾异与王朝命运的关系，但是其论述的基本思路正是如其奏议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相比于董仲舒、刘向，刘歆所关注的天人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董仲舒、刘向的天人关系，其重心在人事；刘歆的天人关系，重心则在天道，即他所努力创建的五德终始天道历史系统。 刘歆著《三统历》、《世经》，并其《左传》学说，均体现出了以律历、星占等数术理论与《易》、《春秋》二经相融合、相统一的特点，在理论上体现出了沟通天人之间的新思路。其《三统历》曰： 《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镇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30) 刘歆《三统历》最具开创意义的工作是将五行和三统结合了起来。不管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言黑、白、赤三统，还是太史公《高祖本纪》所言三王之道，汉儒称述三统、三正、三王，均相对独立，并不与五行相糅合。但是，《三统历》中的三统却含五行。刘歆将三统之赤、白、黑视作日色，在赤白之间，日色为黄；在日色黑之后，“日生成而青”。由此三统内含日之五色，换成五行顺序正好是火、土、金、水、木，乃是相生次序。三统之运行，在刘歆的理论中，乃是遵循五行相生之道，即“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可见，刘歆《三统历》将历法与德运、历史统合了起来，历法乃是遵循五行相生的次序运行。 从相关文献，尤其是《春秋繁露》的记载来看，三统是历法，是制度建设，又是不同的政治模式(31)。刘歆将其赋予天、地、人之道，称之为天统、地统与人统。三统日色与日辰相组合，“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此外，五行在汉代已经与五星结合，三统含五行、数术，因此亦与天文沟通。三统是历法，故日辰、数术是其基本形式，数的形式正好与《易》相统一，“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易》卦象与三统、五行因此被刘歆纳入一个理论系统之内。 《易》可以占验三统与五行，因此又与德运、历史相联系，故在历法、数术的帮助下，《春秋》与《易》在刘歆那里形成沟通，也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六艺资源，或基础。所以，刘歆才会在《三统历》中说，“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历明时’治，所以和人道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春秋》、五德相生、历法、数术、天文的统合，显示出刘歆欲将天人纳入一个“规律性的”、“不可逆转的”和“可预知的”循环系统之中的雄心。刘歆乃是要创建一套完美的、新的天人关系系统。这套系统的基础是刘氏父子所创立的五德相生终始体系。刘歆用五德相生的体系改造了夏侯胜以来的《洪范五行传》的文本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撰述《三统历》。班固《汉书·律历志》曰：“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因刘歆作《三统历》的目的是“说《春秋》”，故其历法多力求与历史相符合。刘歆甚至为了使律历合于其五德系统，不惜更改夏代之年数，《后汉书·律历志》引延光论历曰： 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32) 沈约《宋书·律历志》亦曰： 向子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尽精巧，非其实也。班固谓之密要，故汉《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历，虽六元不同，分章或异，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数时，考其远近，率皆六国及秦时人所造。其术斗分多，上不可检于《春秋》，下不验于汉、魏，虽复假称帝王，只足以惑时人耳。(33) 可见刘歆《三统历》为了符合其五德相生之体系，并合理解释其《春秋》义理，对历法、年数作了不符合推算的改动。徐兴无《刘向评传》评述道：“由于《三统历》的撰作是以‘说《春秋》’为归向的”，因此《三统历》“更注重的是历法的形而上学建构，甚至不惜迂回计算，曲解历史，以达到律历合一，德运符契，并可完全辑证于经典的目的”，“或者说，《三统历》的终极追求，不是精确的历法，而是完美的宇宙”(34)。完美的人文、历史、宇宙的统一性建构，确是刘歆的雄心所在。《钟律书》、《三统历》、《世经》、《洪范五行传说》，乃是从律至历，由历至史，再由史归论天人，背后的天人模式乃是五德相生。关于此点，前人论述颇多，本文无需赘论。 因此，董仲舒、刘向天人之应的思路基本一致，可以说是观乎灾异，以正得失。他们的天人关系中，王政、人事是其目的或归旨。刘歆雄心勃勃的天人历史系统的创建，目的是完善五德相生的循环系统。五德相生系统更接近于“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天道)”，人事是此循环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规律”或“天道”，才是刘歆致力完善的目标，是其天人关系的重心。这也可以说是刘歆变法的第三层含义，也是最根本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