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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也的确载有刘歆使用“五星之变作”方法之例： (哀公)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刘歆以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蛰虫皆毕，天之见变，因物类之宜，不得以螽，是岁再失闰矣。周九月，夏七月，故传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11) 刘歆所谓“火星既伏，蛰虫皆毕，天之见变”的说法，正与《艺文志》叙述相符合，由此，刘歆《左传》灾异说纳入了五行一类的数术之法。 除此之外，星占之学也见于刘歆的灾异说。如：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12) 《五行志》所录刘歆解析“日食”之文，均用“分野”之说，即以日食月份对应某诸侯国，某月发生日食，则意味着分野之国在承受天之警告或惩罚。这属于星占一类的数术理论，与董仲舒、刘向以日食为主君遭厄之论迥异。《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天文”一类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其内容即为“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其书如《常从日月星气》、《汉日旁气行事占验》、《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之类。从书名来看，与刘歆日食分野之说同类，都具占验性质。与之不同的是，董仲舒、刘向对日、月食的解释乃是据阴阳消长之理，对政治人文的推演，更多的倾向于寻找自然与人文的对应。 《汉书·五行志》引述董仲舒、刘向乃至京氏《易传》、李寻、翼奉等诸家灾异之说，虽称不上丰富，亦数量可观，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引证。综合看来，《五行志》所引汉代大儒的《春秋》灾异之说，乃是以天人之应为基本思路，以阴阳消长为主要的理论方法。刘歆《左氏》学灾异之说，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五行、星占等数术理论，在方法上显示出了很大不同。 刘歆引数术入六艺，与刘向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五行志》“九年夏四月陈火”条，刘歆说曰：“颛顼以水王，陈其族也。今兹岁在星纪，后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为水宗，得其宗而昌。”此以“金生水”为基础，采用的正是与刘氏父子密切相关的五行德运之说。 五行是非常古老的思想，被用于解释历史，据目前文献所知，创始于邹衍(13)。秦统一后，始皇帝乃用邹衍五德相胜终始之说，以秦为水德，服色尚黑。刘邦建汉后，沿用秦制度，但服色却尚赤。至文帝时，公孙臣、贾谊始主张土德说，张苍则坚持水德说，讨论未明，此议搁置。直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元亦改德，遵土德，尚黄。西汉末世，五德终始理论遂盛行，刘向乃是此间在理论上最具创造性的人物。刘歆的变法，实有继承乃父的方面。刘向在邹衍五德相胜基础上，利用早已存在的五行相生学说，创立了五德相生的新终始理论。其创立背景，乃是西汉王朝对德运、服色、制度的讨论。 《汉书·郊祀志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倪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若汉为火德，那么就与邹衍五德相胜体系中的周为火德相悖，刘向因此新立五德相生体系，“合理地”安排汉王朝在大历史循环中的位置，并使之与尧联系起来。这个历史系统相比于邹衍的五德相胜体系，要更加精细。邹衍是将黄帝作为五帝行序的代表，即五帝同为土德，然后夏、商、周分别为木、金、火，并预言下一王朝为水。在邹子理论中，汉人所见的一些古帝王如伏羲氏、神农氏、颛顼、帝喾、尧、舜等，并无相应的德运，显得粗糙。刘向创五德相生理论，将古之帝王系统完整纳入了其历史循环系统当中，其顺序如下：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武王——刘邦(14)。 从尧至汉，在刘向的系谱中正好有一个循环，即尧与汉的行序是相同的。刘向首倡汉火德说，实为暗合《左传》刘氏乃是尧后的结论。班固《高帝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巿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刘向创五德相生之目的，从其《颂》可见一斑。王充《论衡》称刘向精通《左传》，确非虚言(15)。 然在刘向的历史系谱中，不管尧是什么行序，汉都会与之相同，即使采用邹子相胜学说亦然。那么，刘向何以弃之前的水德或土德于不顾，而将唐尧与汉归之于火德?或有以下三种缘由： 一者可能还是要应和“神母夜号”、“赤帝之子”的符应(这正好也与汉元年刘邦创立的服色制度相一致)(16)。 二者在战国以来颇为流行的《月令》里面，记有四季五行的主宰帝王和大神，其中四季之帝分别是太皞、炎帝、少皞、颛顼，中央之帝为黄帝，处于炎帝、少皞之间，这恰是刘向系谱的顺序，也是五行相生的顺序。据《礼记·月令》，太皞主宰春天，故于五行属木，推至颛顼属水。儒家的五帝中，颛顼之后为帝喾、帝尧和帝舜，按照相生顺序排列下来，依次正好是木、火、水。五行与季节、五星等的搭配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固定，依据当时已被广为接受的五帝与天时的关系，刘向将帝尧推为火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月令》一类文献是五德相生说的重要基础(17)。 三者当与刘向对星历的推算有关。刘向著有《五行传记》、《五纪论》等与五行思想有关的著作。《汉书·律历志》曰：“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三统历》乃是刘歆深究《五纪论》之微妙而作，故其《世经》中的系谱当据《五纪论》之思想。如上文所论，刘向《五行传记》秉承相胜之说，故其相生理论当主要集中于《五纪论》或《洪范五纪论》。《五纪论》为历法之书，今佚。《续汉志·律历志》载贾逵论历引《五纪论》曰：“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延光论历曰：“《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汉安论历引《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上述遗文均涉及星历或律历。《宋书·天文志》引《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为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又曰：“《春秋》星孛于东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这些佚文均属星历之学。 星历之学自然要特别关注五星之运行。如《汉书·天文志》就有对五星运行的详细记载，其顺序与《月令》五行一致，分别是“岁星曰东方春木”、“荧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正与刘向五德相生顺序相同。刘向精通星历，因此其相生顺序的创立，反倒较相胜顺序更合“天道”。故刘向五德相生及汉火德说的提出，不仅仅是简单的要将汉和尧建立联系，还与刘向对星历的观测、推算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向创立的五德相生或五行相生主要用于星历或律历，若从后来的《汉书·艺文志》的书籍分类来看，属于“数术”之学。而《洪范五行传》则属于“六艺”之学，且有夏侯胜(甚至是伏生)以来的师法传统。即使刘向在撰述《洪范五行传论》已经有了五行相生的理论，他恐怕也不会贸然去改变有着“师法”规矩的《洪范五行传》之学，这也是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依然沿用传统的相胜理论的原因之一。五行相胜是“六艺”之学，五行相生是“数术”之学，这在刘向是有严格区分的，到了刘歆则沟通了二者。故刘歆引数术入六艺之法，有家学之渊源(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