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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范五行传》与谶纬的兴起与流行 西汉成、哀之后写定的谶纬之书，大多与刘向、刘歆父子五德相生的体系一致。 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云：“纬书，原本是经过许多人、在很长时期内形成的，因此从中找出体系性的、有组织的内容来极困难。但是就有关五德终始说的资料来说……却极有体系性和组织性”，“将它做个整理，可知根据相生的五德终始说，它也形成了体系”，“五德终始说将汉安排为火德。这是刘向、刘歆把各王朝配以五行相生说的结果”(19)。钟肇鹏《谶纬论略》亦曰：“谶纬中讲的五德之运，则按五行相生的顺序，就是虞土、夏金、殷水、周木、汉火。”(20)陈苏镇汇集《河图始开图》等十七则涉及行序的谶纬佚文后总结说，“按照上述说法，伏羲为木德，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为水德，尧为火德，舜为土德，夏为金德，商为水德，周为木德，秦为金德，汉为火德。……谶纬的五德终始说，整体上采用五行相生说，很可能是从董仲舒的‘五帝迭首一色’说发展而来”(21)。 刘向创立五德相生说在汉成帝时期，之后的哀、平年间谶纬大兴。谶记或图谶古已有之，至哀、平而汉人遂以图谶解经，谶纬之书乃成。东汉张衡有疏曰： 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22) 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因此他对于阴阳历算之学绝非外行。他考订图谶预言迄于成帝，不及王莽篡汉，故有图谶成于哀、平之论。张衡所言图谶乃指“河洛五九，六艺四九”等八十一篇谶纬之书。这批书写成于哀、平，并非意味着其中无更早之内容，张衡“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莫或称谶”之语，亦见张衡认为谶书出现于先秦，只不过成、哀之后才广为所称，最后写定。这也与现代学者的考证基本相符。 刘向父子创立新五德终始说在成、哀之际，谶纬成书约在哀、平之间，故谶纬之书所用五行理论，与刘氏父子新说不无关系。 略早于谶纬的盛行，汉成帝时基于《洪范五行传》的灾异之说开始变得活跃。《汉书·刘向传》曰刘向成帝时奏《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艺文志》除著录此书外，还有许商《五行传记》一篇。许商此书也是汉成帝时所著。《汉书·五行志》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汉书·沟洫志》记载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儒林传》云许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四至九卿”，其《五行传记》很可能就是《五行论历》。《李寻传》载李寻“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因此游说于王根，此时正当汉成帝之时。可见稍早于谶纬的盛行，《洪范五行》学说已经颇为热闹了。 特别是刘氏父子的《洪范五行传》之论、说与谶纬非常接近。刘向《传论》已经比较接近图谶。所谓谶者，验言也。它作为图书的一种，乃是记录征验之言的著作，当有图像附之，故亦称图谶(23)。简单地说，谶书就是一种“现象—预言”之书。《五行志》所载刘向所论火灾、赤祥、白祥、草妖、犬祸等，在秉承天人之应观念与阴阳消长的基本思路外，相当多的地方特别关注了灾异现象的“图像”寓意及由此推导出的预言。如刘向论火灾曰： 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24) 论青祥、牛祸曰：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刘向以为近青祥，亦牛祸也……鼠，小虫，性盗窃，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盗窃之人，将执国命以伤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语之也。(25) 论草妖曰：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26) 上述刘向论各类灾异，特别重视图像意义和占验征效。 刘歆的学说与图谶的关系更为接近，以致等同。《五行志》载曰： 《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刘歆以为羽虫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27) 贾谊《鵩鸟赋》云：“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28)贾谊看到一只鵩鸟落在自己的屋中，拿出谶书(或策书)占之，得到了“主人将去”的预言。贾谊所见谶书(或策书)的描述，与刘歆对于《书序》记载“蜚雉登鼎耳而雊”的解释是如此相似，野鸟外来入宗庙器，乃是继嗣将易的征兆，与贾谊所占如出一辙。 刘歆对日食的解释更是直接采用了星占方法，而星占也是图谶的主要类型之一。《五行志》刘歆对日食的解释均采用星占分野之说。安居香山称“从总体上看纬书，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谶类和纬类二类。所谓谶类，即预言未来的一类，在纬书中大半指天文占之类”。故知刘歆的五行传说与图谶关系更近，甚至纳入了许多图谶的方法或内容。 不仅如此，刘向父子很可能精通图谶之学。《隋书·经籍志》载梁时有《刘向谶》一卷，不知是刘向所作谶书，还是后人据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所辑之谶。《汉书·五行志》刘向学说多有预言，故刘向当对谶书并不陌生。《后汉书·李通列传》载通父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汉书·王莽传》曰“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宣导在位，褒扬功德”。王莽篡汉所颁《总说符命》中，陈说符命图谶等等，当有刘歆之参与，故知刘歆精通图谶之学。刘歆的律历之学就参考了图谶之说。《后汉书·律历志》载：“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 但是，刘向、刘歆父子并不认可纯粹的图谶之学。汉成帝之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并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甘忠可传授于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后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夏贺良等私下传授其学。汉哀帝时夏贺良数诏见，最终哀帝听从夏贺良的建议，以火德受命改元，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甘忠可、夏贺良所传，在当时亦被视作谶书，《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奏议曰：“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从甘忠可伪称“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到夏贺良“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之说，可知甘忠可所造之术与图谶并无二致。刘向奏甘忠可“罔上惑众”，刘歆以为其学“不合《五经》，不可施行”，父子二人均不认可这类纯粹的方术。究其原因，刘氏父子参采律历、数术乃至图谶，目的还是统合六艺之学；而图谶纯以占验为目的，“不合《五经》”，故与刘氏父子治学路径、归旨皆不同。 不管是刘向还是刘歆，《汉书·五行志》中载录的学说均属于他们的《洪范五行传》之“论”或“说”。即使它们与图谶如何接近，这类学说还是属于六艺经学的范畴。当然，汉儒阴阳灾异之说总体上遵循天人感应的思路，其学说中会有占卜、预言的因素，这些因素也是图谶的基本要素。因此阴阳灾异之说本身就与图谶有诸多相通之处。 从刘向、刘歆到许商、李寻，汉成帝《洪范五行》之学甚为兴盛。五行灾异之说中，刘向、许商、刘歆都使用了律历、星占之学，且多通图谶占验，因此汉成帝时期的五行灾异之说与图谶的兴起亦大有关系，故而刘氏父子五行相生德运说的创立，《洪范五行传》的流行，是谶纬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