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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创获既竟，请再略举若干美中不足之点，及可商榷者数端，以就正于作者。 (1)似尚有些轻重倒置之憾。 文学史上有所谓“大家”与“名家”之别：前者作品繁富，内容充实，大有影响于后来作者，例如屈原与陶潜；后者作品既寡(亦有多者)，内容亦瑕瑜互见，对于后来之作者，影响未必普遍，例如鲍照与岑参。就文学史之立场言，对于前者之叙述，自当详于后者。而胡先生于此，却不免有轻重倒置之憾。例如他对建安作者，即曹植亦未论述；而刘宋一代一位无足轻重之作者(颜延之)，反占去了本书中之一节。 (2)汉代乐府似应提及。 汉代之乐府歌辞，多系采自民间，可与《诗经》之《国风》等量齐观，且为建安诗歌的来因之一，故论汉文学时，不可把它漏列。胡先生未注意到这点，故对建安诗歌之来源，说得不很圆满。 (3)似太轻视了民间文学与翻译文学之势力。 “一切文学均从民间来”——这恐怕不一定是胡适之先生的偏见。南朝文学之受民歌影响，似属显而易见。又魏晋时代之翻译文学，虽不十分出色，而对中国文坛上之影响，亦属大极。作者对于这些，如能酌予叙述，当为读者所欢迎的。 (4)似有因噎废食之嫌。 作者因为力求客观，乃对一切作家，不加评判。但是客观的涵义，似不限于偏重叙述。假使批评得当，也可算是客观——而且是一种难能的客观。胡先生惟恐孱入成见，一句不敢评判，那是一种消极的客观，似有“因噎废食”之嫌。须知凡读文学史者，目的在求对于各时代的文学得到一条评价的途径。所以一句不敢批评的作者，也不可谓已尽其职。 (5)纪事诗似乎不是弹词的来源。 作者于论元白纪事诗后，有一段说： 总之，此种书的两种特点：一是长篇，二是通俗。所以到了明代，竟化身为弹词。最著者如杨升庵之《二十一史弹词》及明末人的《天雨花》之类。(页二五七——二五八) 直认弹词就是纪事诗的化身。此恐未必然。按弹词之体裁，与由敦煌发现的“俗文”及“变文”无异，且大半以劝善戒恶为宗旨，或与注重言情的纪事诗体没有什么关系。 (6)传奇小说恐亦非由诗歌转变。 作者论唐代小说盛行之原因云： 到了此时，各种诗体均已作完，诗之地步臻于绝境，乃在诗国以外另觅一个发展的园地。将诗的涵义，用散文的体裁写出，于是乃由诗而变为小说。(页二六三) 此论未始不通，然与小说发展之途径相背。论中国小说者，咸以为六朝时代已有不少的小说出现，如刘义庆之《冥验记》及《世说新语》，颜之推之《冤魂记》和王嘉之《拾遗记》等都是。不过在技术上差了一些。到了中唐，小说之风渐开，同时又在古文的幂幕笼罩之下，故用古文来写小说的风气甚盛。 以上诸点，都是所谓“小疵”而已，当无损于本书之价值。 廿二年六月十四，草于行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