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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桐城派各种文章选本提供了层层约选的赠序文选可供学习，但不能局限于此，需要读者由约之博，由点及面，不断扩大阅读范围，从选本入，又须从选本出，既要精读原典，又须泛览别集，最终融汇贯通。姚永朴已经认识到专读选本的弊端：“选本之佳者，即分撮其英华，又合论其同异，故于初学为便。然不阅专集，终不能窥全豹，譬如尝鼎一脔，安得自诩知味?且彼操选政者，亦自阅专集而来，若吾人但知选本，而不求诸专集，究恐难浃洽贯串。”(30) 总之，桐城派文家通过文章选本与文论著作，为研阅赠序原典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这些或浅或深、或晦或显的短评长论，不仅对赠序体研究颇有价值，从整个文章学研究领域看也不乏真知灼见。 桐城派通过一代代学人溯源辨体、选文定篇，最终确立赠序文体，其赠序体理论与实践产生不小的影响。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赠序类第五”细分赠序为五目，依次为“序”、“寿序”、“引”、“说”、“附录”，这种从题面与形式上的创新分类，仍难免桐城派赠序理论的影响。现当代学者整理古人别集，往往把赠序类文章归类编次，寿序附于其后，亦见桐城派文章选本编次的痕迹。 吴承学先生指出：“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和首要的原则。”“‘先’，不仅是时间和逻辑上的，也是价值观上的。‘大体’、‘体制’、‘辨体’，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划界限’和‘比高下’，即通过对某一体裁、文类或文体一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把握，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之间的内外界限，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的界定，并分别赋予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31)桐城派古文家对赠序文体进行了合理的溯源与科学的界定，并通过选本确立了文体典范，在诗话、文话中进一步对赠序文体的写作进行了规范，达到了“辨体”的基本目的，具备了深刻的学术价值，对文体学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点击查看全文】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