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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情况看，前半世纪的研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造成了“选学”比较沉寂的局面，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尽管如此，黄侃、高步瀛二氏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高峰。20世纪初发现的许多写、钞本并没有引起当代中国“选学”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但在海外如日本，却有很深入的研究。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大成绩，标志着“选学”研究的世界化，是传统“选学”所不具备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之一。就《文选》研究的理论内容而言，海外“新选学”和中国当代学者在诸如《文选》的编者、体例、编辑宗旨、文体分类，以及《文选》的编纂背景、《文选》与相关典籍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在《文选》的版本研究上，却是“新选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 关 键 词：文选学/昭明文选/学术研究/文献版本 作者简介：傅刚，江苏睢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北京 100871 《文选》学自隋唐以来，已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其实《文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它更重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上。古代作家学习并师法《文选》，在李白、杜甫、韩愈等唐代大作家的创作中，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唐以后，这种学习的风气愈加浓厚，以《文选》为学习八代文学的标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这是指清代而言，事实上自唐代以来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以学习《文选》为口号，因此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便以《文选》学和桐城派作为讨伐的对象。1917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这就是后人习惯所说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遂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向封建旧文学宣战的口号。应该说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背景里具有非常重要的革命意义。陈独秀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唯有推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历史的发展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时代，“五四”文学革命则从文化上结束了它。陈独秀、钱玄同等文学革命先辈们以敏锐的感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文学革命业绩是不朽的。关于钱玄同所提的这个口号，其实还有现实的背景在内，它与当时北大新旧两派阵营的对峙有关。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自1860年开办京师同文馆便开始酝酿了。1898年正式成立京师大学堂，但至1902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遭到破坏。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由张百熙(字野秋，长沙人，早年担任过光绪皇帝侍读)任管学大臣。张聘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为大学总教习。吴接任后不久因病卒于原籍，张又荐副教习张筱甫为总教习，严复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张筱甫字鹤龄，“阳湖派”古文家；严复亦师吴汝纶，为古文家。1912年姚永概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姚本人也是桐城派，同时的桐城派教授还有马其昶、汪凤藻等人，因此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占据着优势。这种情况到了1914年夏锡祺代姚主持北大文科以后才有改变。夏引进章太炎一派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任教。这一派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著称。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13日，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11月李大钊因章士钊之荐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8月，鲁迅正式受聘为北大兼职讲师。1917年底胡适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至此，北大形成了新旧两派。从以上北大历任教授成员的组成看出，桐城派在北大的确造成过很大的影响，而章太炎一派虽然不像桐城派那样保守，但这一派恪守古文传统还是很明显的，其中的黄侃更是以精《文选》学闻名。钱玄同本是章太炎弟子，也本是旧派阵营中人，但他却从旧阵营中冲出，对桐城派和《文选》学口诛笔伐。新文学运动对旧文学传统的讨伐，影响深远，以致自“五四”以后，《文选》已成为腐朽文学的标志，学者闻而生畏，已鲜有研习了。这是中国20世纪《文选》学研究未能取得更多成绩的主要原因。虽然如此，我们看到以黄侃(季刚)为代表的《文选》学研究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黄季刚被章太炎称为近代“知选学者”，他对《文选》研究颇深，手批圈点，卓见迭出。黄氏死后，他的侄子黄焯据其批点的《文选》，重新整理，编辑成书，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署名《文选平点》。黄侃深精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所作圈点评笺都具有真知灼见。如本书卷四评江淹的《杂体诗·颜特进》“巡华过盈瑱”句说：“‘巡’与‘循’通，‘循’读‘循省’之‘循’，犹言巡省荣华之遇。六朝造语多未必合本训，当以意求之。……案此‘巡华’亦其方物也。何焯云：‘巡华未详所出’，案‘巡华’与别本上之‘承荣’对，亦一意耳，初无所出。”解释“巡华”二字，可谓卓见。又如卷五推论李陵《答苏武书》作伪时间说：“此殆建安以后人所为，而尤类陈孔璋，以其健而微伤繁富也。刘知几以为齐梁人作，则非也。《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谓出《李陵别传》。详别传之体，盛于汉末，亦非西汉所有也(西汉人有别传者，惟东方朔及陵，皆后人所为)，《类聚》三十八有苏武《报李陵书》，全是俪词，恐苏、李往复诸书，尚未必一时所伪托。”所论有据，虽未必定是陈琳所作，但据别传体产生的时代作推论，较为合于实际。除此之外，黄侃特别重视古文的诵读，所谓“口到”，据黄焯所作《后记》说：“回思四十年前，先从父尝取《选》文抗声朗诵，焯窃聆其音节抗坠抑扬之势，以为可由此得古人文之声响，而其妙有愈于讲说者。盖今所录圈点之文，率先从父昔之所喜而讽诵者，虽朗诵之音节不可得传，而其得古人文之用心处，则可于此觇之矣。”这一点是昔之学者的长处，而今之学者多已失之。黄季刚的这些圈点，可供后学者细细揣摩。据黄焯《文选平点后记》说，黄季刚平点《文选》事在壬戌夏日，当是1922年，距钱玄同高呼“选学妖孽”的1918年仅4年。 在黄季刚之后对《文选》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高步瀛，高氏著《文选李注义疏》一书力图对李善注进行仔细的清理。在该书中，“凡涉及古代典章制度的问题，他都能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对于一些不同说法，而限于史料尚难判定是非的问题，他也源源本本，加以辨析。尤其难得的是，李注所引的许多古书，往往仅举书名，而《义疏》则对现存的典籍都一一覆核，说明见某书某篇或某卷。凡已佚的古书，也多能从类书或其它典籍中征引佚文加以印证或考定源委。凡李注引文与今本或类书所引文字有所出入，也一一作了校勘，并加按断”。①高氏作《义疏》的缘由，据其《叙》中说是有鉴于李善注文在后世屡遭羼乱、改窜，“精神面目皆已失真，而缀学之士，虽力为把疏，终不能复其本元，斯则可为太息者也”。这说明他的目的是要恢复李善注的原貌。应该说高氏在他那个时代凭借其深厚的学养才力，又充分利用了所能够使用的材料，阐明义例，区分鉴别，尽其能力使久已被羼乱的李善注得以渐近原貌。这些成就都是学术界所共鉴的事实。可惜高步瀛因病去世，计划中的60卷仅完成8卷，这是《文选》学研究的一大损失。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