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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藏最为丰富的还是钞本，据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介绍，有27种之多。其中多为私人收藏，外间很难见到。不过其中最有价值的也都已发表，如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观智院藏卷第二十六、三条家藏五臣注卷第二十、九条家藏白文残二十二卷本等。这些钞本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对研究《文选》原貌以及早期李善注、五臣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钞本中，以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较为人知，它最早著录于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仅一卷；森立之称为五百许年前钞本，是日本的正平时代，约当中国元顺帝至正前后。1880年中国学者杨守敬随何如璋、黎庶昌出使日本，除搜得森立之所著录的这一钞本外，又搜得另外20卷。杨氏将这21卷钞本带回国后归藏故宫博物院，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带回来以后，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黄侃曾经借校，这在他的《文选平点》中有所反映。又如高阆仙《文选李注义疏》也采用此本参校。此本在当时应该有许多人过录，如向宗鲁、徐行可等。向宗鲁过本后又为屈守元过录；徐氏藏本即为黄侃借校者，现已不知去向。除这几家以外，傅增湘也曾过录一本，今存北京图书馆。(13) 《文选》写钞本的发现，为进一步加深《文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其实除了写钞本外，一些以前不易见到的珍贵版本的发现，也同样是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选》版本研究是《文选》学的基础，这一点在宋以后尤为突出。由于版本的问题，常常导致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汲古阁本对李善注本所做的错误结论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什么前人的研究要依靠不可信的版本呢?这当然与善本不易见到有关。比如研究李善注，一般使用的是汲古阁刻本，清嘉庆年间胡克家好不容易得到了南宋尤袤刻本，立刻组织著名版本学家顾广圻、彭兆荪以元茶陵本和明袁褧覆宋本进行比勘，作《文选考异》十卷。可惜由于尤刻本并非唐宋以来传承有绪的李善注本，以致他们所做的结论，即世无李善单注本、所传李善注都是从六臣本中摘出的观点，只能是错误的结论。要研究刻本李善注，当然要依靠北宋国子监刻李善注本，但这个刻本传世极少，四库馆臣未见到，其他的人更难见到，所以影响了关于李善注的研究结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作《文选诸本的研究》，虽然号称搜集了30多种版本，但他连尤刻本也没有见过，宋本中仅有六臣本的赣州本和明州本，最关键的北宋国子监本没有见过，所以他也与胡克家一样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北宋国子监本，当然也是一个递修本，即天圣明道本，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内阁大库流出，最后为周叔弢收得后半部分，今存北京图书馆。至于前半部分的残卷，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本子问世后，傅增湘曾做过校录，别的人似乎就很少利用过了。 北宋监本的发现，对研究刻本李善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推翻《四库总目提要》、胡克家《文选考异》、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等结论，因此这是20世纪《文选》版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与此同等重要，甚至说是超过了这个版本的重要度的，可能要算是韩国奎章阁本的发现。 韩国奎章阁本是六家《文选》，该书底本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二月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本。据秀州州学的《跋》称，秀州州学将国子监本与五臣注本合并为一本，这当是第一个六臣合并注本。《跋》中所称的国子监本即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刊刻的李善注本，秀州本使用的这个监本比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天圣明道本还要好，因为天圣明道本是一个递修本，而非国子监原本。秀州本使用的五臣注本是平昌孟氏刻本，这个刻本是在当时流传的两川二浙刻本基础之上加以刊正的本子。秀州本所用的这两个底本来历清楚，又早已失传，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在今天，北宋天圣明道本也多有残缺且分散在海峡两岸，而五臣注本也仅存一部建刻的陈八郎本和杭州钟家所刻的两残卷，其文献价值更不待言。陈八郎本据该书江琪的《跋》说是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互证而成，这说明该本并非纯粹的五臣注，许多方面都从于李善本。今以陈八郎本与六臣本相校，的确如江琪所说。这就是说陈八郎本还不能完全作为五臣本使用。杭州本今存两残卷，以与秀州本的底本平昌孟氏本相校，基本相合，这就是说孟氏本完全可以作为杭州本使用。从以上所论看，奎章阁本所拥有的这两个注本，完全可以作为李善和五臣的底本使用。事实上笔者所做《文选》版本研究博士后课题，利用奎章阁本解决了不少历史上悬留的问题。如第一部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六臣本与六家本间的关系、李善注与五臣注之间的关系、杭州本与陈八郎本的不同，等等，都能依靠奎章本取得较为满意的解释。(14) 应该说奎章阁本很早就传入中国，中国的藏书家如陈乃乾、张乃熊、杨守敬、高君定等都有收藏。(15)又据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6)介绍，张乃熊所藏书有“宣赐之记”(朱方，朝鲜内赐印)及“伯温”、(朱文)“山人”等钤印，似乎表明此书乃明朝时朝鲜所赠。印中的“伯温”、“山人”或为刘基。(17)但可惜的是，这部珍贵的《文选》却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没有人对它进行过校勘和研究，这是《文选》版本研究工作中的缺憾。 以上是20世纪上半叶《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形，可以看出其研究的方法、目的、关注的视角，既与传统“选学”有联系，也开导了后来的新研究。这种新研究，到了60年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新的文选学》中提出了“新文选学”的概念，以后由于清水凯夫的有意识研究，使得这一概念形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并逐渐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清水凯夫的研究成果及“新文选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许逸民曾归纳为六个方面：即1.《文选》的编者；2.《文选》的选录标准；3.《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4.沈约声律论；5.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6.对《文选》的评价。(18)不过，对这一概括，清水凯夫并不完全同意，他重申他的“新文选学”有四大课题：第一课题，无论如何也是传统“选学”完全缺乏的《文选》真相的探明。这一大课题，仅个别地澄清各个问题，是终究不能解决的。只有在以下诸课题分别澄清后，才能以综合分析考察的方法有机地求得其结果。第二个课题，是弄清如下先行理论对《文选》的影响关系，这一课题自然也应该与第一课题联系起来考察。第三个重大课题是弄清各个时代对《文选》接受、评价的变迁。换言之，即扩充和充实历来所说的“文选学史”。第四个课题，是使传统“选学”已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充实，那就是彻底地探讨版本、训诂学的历史，补上欠缺的部分。从清水凯夫本人阐述的“新选学”内容看，比较许逸民的总结又扩大了许多。这个差别主要是因为许氏根据清水凯夫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而清水凯夫的重新认定，则包括了许多未来的计划。从清水凯夫第四个课题的认定看，他已经将传统“选学”的版本、训诂等内容也引入了“新选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