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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高的《选》学研究都还是继承的清代乾嘉学风，但在材料的选择上能够注意使用新发现的写、钞本，显示了新的研究倾向。除了黄、高以外，也还有一些学者对《文选》开展研究，如刘盼遂的《文选校笺》《文选篇题考误》，徐英的《文选类例正失》，祝文白的《文选六臣注订讹》等，就《文选》原文篇题、编辑体例以及六臣注的疏误进行批评。就总的研究倾向看，这些课题都还属于传统《选》学的内容。当然所谓传统云云，是就其方法而言，但毕竟是新世纪的学术研究，研究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集中讨论问题的态度，都已和旧《选》学有了区别。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骆鸿凯的《文选学》一书，标志着《文选》研究的新开端。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是“第一次从整体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作者不仅对《文选》自身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有独到的见解，还对如何研读《文选》指出了门径”，因此认为它是“新选学”的开山之作。③《文选学》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等十个专题，及“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等附录；就《文选》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骆鸿凯是黄侃的学生，精于古文字、声韵、训诂及《楚辞》、《文选》之学，早年治学特重家法，于《文选》崇昭明之旨趣而尊李善之诠注，④这种态度于书中分明可见；但一部“新选学”的开山之作却由旧学方法作支撑，正显示了学术传统的正常嬗递过程。 约与骆鸿凯同时，周贞亮亦著有《文选学》。据王立群所说，周著是讲义，由武汉大学铅印行世，时间当在1931年之前，较骆氏为早。但骆氏部分文章亦在1931年发表，两人写作《文选学》的时间相近，甚或周著还要在骆著之前。⑤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往认为骆氏《文选学》是“新选学”开山之作的说法，是要做修正的。 周贞亮师从谭献、张之洞，谭献曾有意为李善注作义疏，因此周贞亮是继承了谭献的“选学”传统的，而这部《文选学》正是他应武汉大学之邀教授“文选学”的讲义。周贞亮精于“选学”，不仅从这部《文选学》中可以看出，笔者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见到周氏为研究《文选》所做的准备工作有其手抄前人注解《文选》多种，如《文选颜谢鲍诗评四卷》一册、清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与《四六丛话》合订一册)、近人李详《文选拾渖》二卷(与《文选拾遗》合订一册)、清朱铭《文选拾遗八卷》、清傅上瀛纂辑《文选珠船》二卷(与《学古堂日记》合订一册)、清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二卷八册、清许巽行《文选笔记》六卷(依徐行可藏原稿校抄本二册)、清余萧客《文选纪闻》三十卷四册。 周贞亮、骆鸿凯所进行的新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在这前后对《文选》的体例、编者等属于后来所称“新选学”内容的探讨也有所进行。较有影响的如1946年朱自清在《国学季刊》6卷4期发表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中，分析“沈思”和“翰藻”的含义和当时使用的情况，指出它作为《文选》收录标准的实际内容。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发表于1949年《国文月刊》76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文选》并非萧统一人编纂，而是在东宫学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其次，作者还对《文选》的编纂时期做了大致的推定，认为当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之间。这些观点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直接开启了“新选学”的研究课题。 20世纪前半叶的《文选》研究，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由于《文选》写钞本的发现带来的《文选》版本研究上的突破。所谓写钞本主要是指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写本和日本发现的早期钞本。敦煌写本多产生于唐代，还有一些可能产生于六朝时期，当然距《文选》的原貌最近，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价值是宋以后的刻本所不能比拟的，这对研究萧统《文选》原貌以及李善注、五臣注原貌，都十分重要。敦煌出土的《文选》写本，主要集中在法国，是伯希和在敦煌盗劫的。此外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盗劫一部分，今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又俄国人奥登堡也在1914年至1915年组织一个“俄国新疆考察队”盗劫了一部分，今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1917年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曾影印了四种《文选》写本，罗振玉、刘师培、蒋斧等并都作有提要，对写本的文献价值做了初步研究。这部分写本的公布，大大地促进了《文选》学研究，为许多学者提供了便利。如后来高步瀛作《文选李注义疏》，就使用了敦煌写本；而日本的斯波六郎博士作《文选诸本的研究》，也都以这些作为唐代《文选》的主要材料。在这些写本中，比较令人注意、也最为珍贵的是唐代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钞写的《西京赋》，这是李善注本。永隆是高宗年号，当是公元680—681年，此卷卷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字样，当是永隆二年(681)，因为永隆改元是在八月，既称二月，当是永隆二年无疑。永隆二年上距李善《文选注表》的显庆三年(658)仅23年，而下距李善卒年，高宗永昌元年(689)尚有8年，说明弘济寺僧钞写《西京赋》时李善犹在，于此可见这个写本的珍贵。应该说，这个写本是最接近李善注原貌的，今人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它作为李善注原貌来校订刻本李善注的。高步瀛如此，斯波六郎也是如此，今人饶宗颐并以与日本所传唐写本《文选集注》、《四部丛刊》影宋本、胡克家刻本等进行详尽的比勘，进一步探究唐代李善注《文选》的原貌及独具的文献价值。20世纪初关于《文选》写本的利用，限于条件，主要是罗振玉所影印的几种；此外如1938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所编《敦煌秘籍留真》⑥及1947年陆志鸿整理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利用。至于俄藏敦煌文献，则直到1993年以后才由中俄两国学者共同携手编辑出版；⑧其中珍贵的写本，新版编号为Φ242号起束广微《补亡诗》迄曹子建《上责躬诗表》，是一种出于六臣注以外的注释，为研究唐初《文选》注提供了样本。 除了敦煌写本以外，东邻日本也陆续发现了许多写钞本。写本如产生在唐代的《文选集注》，这是一个未见于本国任何史料记载的写本，原藏于日本金泽称名寺，清末董康首先发现，随即报告日本政府，而被列为国宝。⑨《集注》原书为120卷，集李善、五臣、陆善经、《音决》、《钞》等书，其中后三种现在都已佚失，而李善和五臣的注也与后世刻本存有许多差异。毫无疑问，《集注》本的发现，对研究唐代《文选》学以及探求李善、五臣原貌，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此本在1918年由罗振玉最先影印，共16卷，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罗氏影印本并不完全，而且所印各卷也多有脱漏。1935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又以《影旧钞本》名义印了24卷，1942年完成，是比较完全的印本，但也仍然有遗漏，如现存于中国境内的几种就没有影印进去(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曹子建《求自试表》二十二行、藏天津图书馆的卷四十八残卷)等。关于这个写本的出处，由于它未见于中国史料记录，又发现于日本，因此日本学者往往以为是日本人编纂而成。这个说法中日学者间有不同的看法，近来留日学者陈翀利用新发现的日本平安时期材料提出当是日本平安朝中期大学寮大江家纪传道之代表人物大江匡衡所撰，⑩此说是近年来关于《文选集注》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还要做多方面的考察。 《文选集注》以外，日本天理图书馆还藏有一个纯粹的注本，也是出于李善和五臣之外的，所存篇目是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钟会《檄蜀文》、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等。此本日本学者冈村繁做过研究，(11)中国台湾学者游志诚在《敦煌古钞本文选五臣注研究》一文中也做过专题研究。(12)不过游氏结论认为是出自五臣注，恐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