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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明时期对赠序的归类实践 宋、明时期关于“赠序”零星的理解与分类实践还是不乏其例的。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在“序”类下便论及赠序：“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⑥据此推测，早在宋代吕本中就把“序”体分为文籍序与赠送燕集序，而吴讷以“得古人赠言之义”为赠送序的本义，对姚鼐溯源辨体不无启发。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序”类则细分为二十四目，其中有“赠送”、“寿祝”等类，繁琐细碎，为姚鼐所不取。王先谦则指出姚鼐立体依据是明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王氏《法海》‘赠别序’自为编，姚氏《类纂》因之，增入寿序。”⑦《四六法海》立诗文序、宴集序、赠别序、城山序为大类，于“赠序”一体已经有明确的体类意识。姚鼐受王氏影响，另立赠序文体，并将寿序附于末尾。因此，赠序立体之功还当首推姚鼐。 姚鼐于赠序体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性质上辨体，褚斌杰先生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唐宋以后有所谓‘赠序’文，一般都视作与‘序跋’为一体，而姚氏《古文辞类纂》则认为‘赠序’虽亦名‘序’，但性质上已非一般书序可比，因而另立赠序类，这说明《类纂》能从性质上辨析文体，有新的识见。”⑧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也认为赠序不同于序跋与一般书信，认为其源于古代赠人以言的习俗，此亦是对姚鼐辨体的肯定。 (三)桐城派其他古文家对赠序文体的进一步阐释 赠序体类确立之后，除曾国藩外，桐城后学几乎都承认这一体类的成立，王先谦、姚永朴等有进一步的阐释。 王先谦首肯姚氏赠人以言的起源论，结合赠序的发展进行简要梳理：“以言赠人，荀子比之金珠；择言而进，鲁侯以侑觞酒。洎乎唐世，乃有序文，发抒今情，敦勉古义，斯朋友之达道也。献寿有文，沿于明代，贵在不溢美，不虚称，反是则滥矣。”⑨姚鼐认为唐人赠序以韩愈为诸家冠冕，其妙在“得古人之意”，大致指其符合桐城派古文各项指标要求，此则以家法论文体。王先谦则从朋友聚散的角度在“敦勉古义”基础上加入“发抒今情”，揭示赠序的抒情性，突出赠序说理、抒情相统一的特点，亦是探本之论。至于作为赠序附录的寿序，有其自身的规范性，王氏所论亦符合文体实际。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门类》篇对“赠序”进行了辨体。首先，在比较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同异时，姚永朴认为姚鼐分立“赠序”与“序跋”为两类，是依据“其用本不同”。其次，姚永朴进一步举例充实了赠人以言的起源论，其曰：“而迁安郑东甫(杲)语永朴云：《诗·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即赠序之权舆。富阳夏伯定(震武)亦云：‘《燕燕·序》‘庄姜送归妾’，《渭阳》‘我送舅氏’，皆有赠言之义。据此可知其来远矣”。再次，姚永朴阐释了字说类赠序。字说类赠序多由名、字发微起义，阐述哲理。姚鼐所谓苏洵因避父讳而改此类赠序为“引”为“说”，仅从其表象而论，未及此类赠序的内容主旨。姚永朴说：“至欧阳《郑荀改名序》，明允《仲兄文甫说》、《名二子说》，归震川《张雄字说》、《二子字说》，此则因《仪礼·士冠礼》有字辞，且既冠而字之，以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又各有训戒。观《国语·晋语》载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之告赵文子即其证，亦不可谓无本。”⑩古人行冠礼时需“冠而字之”，还需接受乡大夫、乡先贤的勉励与训诫，如赵文子行冠礼时，栾武子告诉他说：“美哉!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实之不知，请务实乎。”张老(即晋大夫张孟)总诸家训诫曰：“善矣，从栾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物备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11)欧阳修、苏洵、归有光诸人的字说类赠序皆围绕赠送对象的名与字展开辨名析理，与古代冠礼的训勉实出一源，亦属另一种目的的赠人以言。据此，知字说类赠序既有经学上的理论依据，又有事实根据。姚永朴揭橥大义，深化了姚鼐辨体之义。 根据桐城派各家对赠序的辨析，可知赠序源于“赠人以言”，有明确的赠送对象，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临别分手赠言，二是解析名字赠言，三是祝贺寿辰赠言；其称名有“序”、“引”、“说”、“字说”、“寿序”等。前两类注重由此及彼，衍说哲理，离别赠序间以抒情述别，字说赠序间以训勉告诫，寿序则容易陷于谄谀，其至在“不溢美、不虚称”。总之，桐城派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辨名溯源，终于确立了赠序文体。然而，要从原典出发，全面把握赠序文体，仍需从桐城派古文选本确立的文本范例入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