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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桐城派文人强调赠序语言散体化。赠序兴盛于唐初，像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于邵《送王郎中赴蕲州序》等都是非常华丽的骈文作品。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矩范，不但选文时不录骈体赠序，而且在点评中也明确拒绝这类文句。林纾作为桐城派后期代表，其文体论“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23)。其对赠序的写作要求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唐初虽杰出如陈子昂，然其《别中岳二三真人序》，则皆用骈俪之句，如‘悠悠何往，白头名利之交；咄咄谁嗟，玄运盛衰之感’，语于凡近。其余则李白为多，白《送陈郎将归衡岳序》，如‘朝心不开，暮发尽白，登高送远，使人增愁’句，则狃于六朝积习；《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如‘岁律寒色，天风枯声，云帆涉溪，冏若绝雪，举目四顾，霜天峥嵘。’气干虽佳，仍落子山窠臼；《送张承祖之东都序》：‘金骨未变，玉颜以缁，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虽名佳句，仍不可施之散文。”像陈子昂、李白这样的手笔都不足道，唯有韩愈才是林氏所要标榜的理想作者。其谓：“不过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赠送序中，觉唐初诸贤对之，一皆无色。”(24)从赠人以言的主旨出发，赠序委实不必运用华丽的骈文逞才夸势，只需要以参差散语，闲闲道出，拉近主客之间距离，言情议理，恰如其分即可。但也不排除林氏此论重古轻骈的门户之见。其实，初盛唐的骈体赠序在数量上所占比例大，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 然而，桐城派文人强调赠序的散体化，并不代表不重视造句裁章。林纾《韩文研究法》认为：“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归震川亦可谓能变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飞行绝迹邪?”(25)“造句宜敛”、“制局宜变”是赠序的两大写作要求，前者强调炼字造句精审恰当而意蕴丰富，亦即达到韩愈所谓“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境界。韩愈提出到此境界需要“气盛”，而刘大櫆提出八字诀时则提倡从音节、字句等粗处训练作文之法，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乃化抽象为具体，曰：“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句两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炼数句为一句，乃觉简古者。”(26)后者强调创新求变，刘大櫆《论文偶记》“文贵变”条可为注脚：“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27)林纾在《韩文研究法》中择取《昌黎集》“赠序”作品中“针线之可寻者”16篇进行诠解，无不抓住其章法、句法、字法侃侃而谈，于其创变处多有揭示，从细节处总出方法，颇多可资借鉴之处。 揭示赠序的深刻内涵，发掘其独特的艺术风味，既是在引导阅读，也是在指示作法。而桐城派关于读书法还有一些独到的理解，同样适合赠序文体的读写。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功夫》篇在探讨学者宜如何用功问题时，提出“读几部紧要书”的观点。“紧要书”大体上指古代原典，至于这原典具体为哪一部则因人而异，大约唐、宋文家注重经、史原典；桐城派文人则高举经、史的大旗，暗地里却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紧要之作。且自方苞约选古文之后，一代代桐城派名家对紧要篇目约之又约，至吴闿生选《古文范》，“自周秦以迄有清，都七代三十有一家，为文越不过百首”(28)。篇目越选越少，一方面与桐城末学日渐空疏有关，一方面也有新时代语境下学科越来越多、学习时间越来越紧张的原因。无论怎样，读几部紧要书，读几篇紧要文章，对学习研究赠序文体，还是非常实用的。 如何读好几部紧要书呢?桐城派文人一致认为要熟。刘大櫆《论文偶记》虽指出一条从字句准音节，从音节见神气的由粗入精的学文路径，但字句、音节仍然千变万化，字句多寡长短，声调高下抑扬，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在读古文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记得多，便可生情；譬如弈棋，记得谱多，也便须有过人之著”(29)。准此，熟读几部紧要书的目的不在摹其形似，得其死法，而在悟其神气，濡染写作个性。至于林纾《春觉斋论文》总结出的“伏笔”、“顿笔”等用笔法及“换字法”、“拼字法”等用字法，如此看来皆为死法，真要得其要领，还在熟读。姚鼐《与陈硕士书》指导熟读多作，曾国藩《复邓寅皆书》要求“看、读、写、作”四者兼备，姚永朴指出读书需要“分段落”、“观古人评点”、“观古人注释”，均得文章读法要领，同样适用于赠序的研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