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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盛世变诗”说 乱世之音自多痛楚悲怨，那么治世之音是不是就要做到《诗大序》所说的“安以乐”呢?在肯定变诗地位的基础上，方以智又进一步考察了变诗产生的时代及作者创作时个人的境遇问题。他说：“今鉴在俨然绣衣使者，方从容案牍之暇，尽理其讽咏之什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诗者，足叹否耶?昔子美麻鞋见主，拾遗以传。次山逃猗玕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诗皆变于唐之本调，后世慕其悲凉，感其切直，未尝不以为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变诗，而天下方以中兴。采风者安知不以龙眠之变雅，当六月民劳乎!”[2](《鉴在变诗序》)可见，以时代而论变诗并非如《毛诗序》所云，要产生于衰世乱世。以作者个人而论，变诗亦并非必然由落魄之人、潦倒之时所作。吴鉴在所作之变诗，其时属国家中兴之时，其个人之身份为“绣衣使者”，其创作的时间则是在案牍之暇。 那么，应当如何来评价盛世变诗及其所述的悲怨之情?在《陈卧子诗序》中，他说： 或曰：“诗以温柔敦厚为主，近日变风颓放已甚，毋乃噍杀!”余曰：“是余之过也。然非无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今之歌，实不敢自欺；歌而悲，实不敢自欺。即已无病而呻吟矣，又谢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为温柔敦厚者以自讳，必曰吾以无所讳而温柔敦厚，是愈文过而自欺矣。”[2] 由此可见，方以智以为诗中抒发以悲怨为特点的变诗，并不就是什么亡国不祥之音。判断诗歌的价值，不当以正风、变风为标尺。只要表达了真实无欺的情感，不是无病呻吟，就足以感人，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方以智的变风变雅观与其崇真实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3]。在《熊伯甘南荣集序》中，他引廷尉公话“与时消息，感不自欺”[2]所表达的亦是此意。 永乐至成化年间，所谓的盛世之音即台阁之风大兴。其歌咏升平的内容及冲淡和平、雍容平易之风格，被称之为“沨沨雅音”(《四库全书总目·杨文敏集提要》)[4]，风行一时。至弘正七子，论诗亦以盛唐为准的，却又将盛唐风格理解得十分狭隘，徒以高格相尚，至于方以智所述杜甫、元结之变诗，则不甚为其所重。晚明时期，竟陵派开始以凄清冷峭之风，冲击着诗坛。随后，哀怨之作渐多。钱谦益对此深恶痛绝，斥之为“鬼趣胜人趣，衰变声数正声微”[5]。方以智的变诗论却能够充分肯定变诗的意义，并以为盛世变诗只要写出了真情，亦自有其存在价值。尽管其间有着“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本无是非也”[5]的相对主义色彩，但对于明代文坛而言，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持论过执的局限，扩大了变诗的范围，从而肯定了盛世变诗的意义：“采风者安知不以龙眠之变雅，当六月民劳乎!”[6](《鉴在变诗序》)这在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是极具诗史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