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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方以智/诗学/思想/评析 作者简介：扈耕田，男，河南宜阳人，洛阳理工学院河洛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河南 洛阳 471023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同时亦是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因此，与当时的其他诗人相比，方以智极具理性与科学思想，有穷究天下事理的强烈兴趣。对于诗歌，亦是如此。其集中涉及诗学者甚多，长期以来也颇受学界所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论著。这些论著就其著名的“中边言诗”说、诗歌辨体论、诗学批评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方以智诗学思想的一些重要价值。但相对于方以智诗歌理论所涉及的广阔领域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方以智诗学思想系统、全面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在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嬗变中重要意义的把握。故不揣谫陋，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变诗论与“盛世变诗”说 (一)对变诗价值的肯定 方以智的诗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诗经》而发。这与《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伟大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方以智注重辨体的思维态势有关。正是基于这种辨体意识及对自身所处时代特点的认识，方以智对《诗经》中的变诗尤其关注，而变诗也构成了他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所谓变诗，即《诗经》学史上的变风变雅。《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也就是说，变风变雅的产生是与乱世相联系的，其思想情感自亦与此密不可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方以智的变诗论亦主要承继此而来。其《鉴在变诗序》云：“士生世而乃作变诗，殊可叹也。龙眠之诗以雅为倡，自予数人者始。十五年来贼扰江北，亲友离散，独鉴在从余燕都，朝夕两年。其所作诗曰《北征草》，余初脱难苦，曾叹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叹离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两人于天末遐荒，予又得出苗峝，免佣保，为鉴在序变诗，能无再三叹乎!”[2]方以智早年所作之《激楚》《九将》等皆已流露出强烈的乱世之感。此序作于沧桑之后，则其乱世之感更为强烈。此即所谓：“干戈之世，文人无不苦者。”[2](《鉴在变诗序》)在方以智看来，乱世之时文人遭际悲苦，必然会激起以痛楚悲怨为主要特点的生命体验。因此，乱世之时痛楚悲怨的作品正是作者内心真实情状的反映。正因为反映了这种真实，所以才会有令人为之三叹的感染力。这就从文学应反映真实情感的角度肯定了变诗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感人至深的文学价值。 关于此，方以智在《熊伯甘南荣集序》一文中有云：“智尝问中丞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贞谊孤孽感愤之所作也，于中和也已伤。’”[2]这显然受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书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一著名观点之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由此又进一步引申出《诗经》中诗歌之风格大都已经不能算作纯正的中和之音。由此看来，整个《诗经》是以变风变雅为主的，变风变雅是《诗经》的正统与主流。这便又从变诗在《诗经》中所占数量与地位的角度，进一步肯定了变诗的意义与价值。 长期以来秉持儒家“温柔敦厚”之主张者对变风变雅多持轻视态度，甚至视之为亡国之音、乱世之音。方以智此说可谓对他们的一种反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