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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期词体的标点规范 新式标点符号采用之后，词意成为影响断句的主要因素，加上标点与句读的不对称性，词的断句更趋随意和混乱。任中敏先生曾批评《全宋词》“标点误处太多，不成制度——顿号、逗号、句号不成套，落韵不标”(69)。这种现象在新整理的词籍中亦极常见。由于词的标点至今仍未形成严格规范，出现了众多“词同句不同”现象，以致影响了词体的独立性。 从古代句读到现代标点的转换，应注意现代标点与古代句读不完全对等，不能将句号、叹号、问号等同于“句”，将逗号、冒号、顿号、破折号等同于“读”。作为最基本的点号，逗号与句号的区别在于意义是否完整和停顿时间的长短。从意义上来讲，它们与古代句读大体相当；从节奏上来讲，却与古代句读差别较大。逗号有时更接近“句”，顿号、冒号、破折号则与“读”更接近。“读”处用顿号、冒号，还是逗号、破折号，停顿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因此，唐圭璋《全宋词》只注顿、逗、句等点号，不采用标号，简洁明快，更能体现宋词风貌。 词的声情特点主要靠节奏、旋律、声腔、语气来体现，不仅体现于句尾，更体现于句中的虚词。虚词使词句的重心或在句首，或在句中，句尾并非天然的句式重心。现代标点符号，不能反映词调所有的声情特征。同一句断，可选择标注问号、叹号与句号。但若标问号，则可能失去感叹、忧伤的声情特点；若标叹号，情感又过于浓郁，加强了句尾气势，则会造成句式重心偏移及整首词情感意蕴的改变；若标句号，有戛然而止的终结之意，又与词尾余韵悠扬的特点相悖。 在特定语境中，句读不仅表示语句意义的完整和停顿时间的长短，也兼顾到语言的神采和情态。标点符号在使词句意义更加明确、情感更加鲜明的同时，却与词体的陌生化、模糊化与跳跃性等特征相矛盾。由于词体中“三字逗”、“三字尾”、“折腰句”的存在，单凭词意标点不但无法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反而会妨碍和破坏词体固有的节奏、声情和韵律。一些特别句法，诸如倒装、嵌入、前置等，加上标点后，反易造成句式的紊乱。因此，一些现当代诗歌作品，为克服标点符号对节奏、韵律的影响，常常只是分行，不加或少加标点。词的标点应尽量保证其节奏、声情、韵律的呈现，不能为了意思的明白而滥用标点，更不能让标点束缚了词的更为丰富的声情表达。因此，词的标点，应遵循以下几种规范。 (一)标点不宜破碎。一是严守格律，短句不宜再分。对于现行词体格律中的句式，有学者主张“短句仍可再分”，以达到更好了解词义的目的，如将辛弃疾《水龙吟》“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断为“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朱淑真《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断为“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70)。若按词谱断句，不加上这些琐碎的标点，对于词义理解并无妨碍。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也没必要将这些并列词组再次分割。 二是适当保留长句。词又名“长短句”，即由不同的长句和短句构成。如果将长句都截为短句，也就不是“长短句”了。七言以上的长句，往往自成一体，反映了旋律的行进、语气的蓄积和情感的酝酿。长短句错综变化，节奏前后呼应，或铿锵有力，或缠绵悱恻，既是曲式结构的需要，也是情感表达的需要，因此不宜截长补短。李煜《虞美人》词中的九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应断于何处，历来聚讼纷纭。根据词体特征，此句还是不予断开较好。我们不能以一己的理解与习惯而扎篱下桩，限制不同读者的解读方式与想象空间。 三是部分有争议的句子可以存疑，不加标点较好。如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一词有三种不同的标点方法：一是龙榆生《试谈辛弃疾词》一文在“英雄无觅”、“风流总被”后用逗号；一是唐圭璋《辛弃疾》一文在“英雄无觅”后用逗号，但将“风流总被”与下文连在一起断句；一是以往的高中课本，以上两处不加标点。龙、唐两位先生是按照词律来标点的，有人认为这种断句不符合语意的停顿，“对整个词的形象及读时的感情”都有损害(71)。其实，词的节奏并不全以语意为转移。语意的停顿，不一定就是节奏的停顿。在歌唱中，“觅”、“被”与后面的“孙”、“雨”反而构成一个节拍，而“仲谋处”、“打风吹去”组成了另一个节拍。 (二)注意相近标点符号的区别。其一，逗号与句号的区别。不能用逗号或句号作为停顿时间长短的标志。词中有有韵之句，有无韵之句，还有句中之逗，“有韵之句后面可以是逗号，也可以是除了顿号以外的其他点号，这要根据词意来定。无韵之句后面一般用逗号，也可以是问号，但决不可用句号。句中之逗则用顿号”(72)。逗号与句号虽然都相当于古代的“句”，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严格区别的。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一词结拍，曾有三种标点：一是初中课本中“塞外声”、“身后名”后面用逗号，一是李长之《谈辛词》标为句号，一是邓广铭《辛弃疾传》加句号与破折号。其中，用句号或句号加破折号更能体现语气的转折，突出“所有的豪情壮志都在悠悠岁月中消磨了”的思想情感(73)。用逗号，上下句的语意可能更为连贯、完整，但停顿的时间较句号短，无法体现“沙场秋点兵”、“可怜白发生”的沉着情感，也不能更好体现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差距。 其二，顿号与逗号的区别。万树云：“词中惟五言七言句最易淆乱……其上三下四者，皆注‘豆’字于第三字旁，使人易晓无误，整句为‘句’，半句为‘读’。”(74)顿号代表节奏的停顿，相当于“读”。逗号是分句之间的停顿，相当于“句”，却又比句号停顿时间短。逗号停顿时间介于顿号与句号之间，也就是“句”、“读”之间，因此，常会出现将逗号与顿号混淆的情形。词中有大量“三字逗”，上三下四的七言、上三下三的六言，中间可断可不断。若在非韵处断开的话，应用顿号而不能用逗号。如辛弃疾《贺新郎》：“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程垓《酷相思》：“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算未抵”、“欲住也”、“欲去也”后面或用顿号，或将“也”作夹韵而句断，但不应用逗号。逗号相较顿号停顿时间较长，意思相对独立，一定程度上会隔断文脉情思。 其三，顿与读的区别。有的断句采用了句、读、顿三分标注法，这时要分清顿与读的区别。朱光潜《诗论》云：“‘顿’完全是音的停顿，‘读’则兼为义的停顿。……不过严格说起，中文的‘读’从古代起似就偏重音而不甚重义。”如“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张先《青门引》)、“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秦观《满庭芳》)、“一声声是，怨红愁绿”(周邦彦《忆秦娥》)、“算只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姜夔《长亭怨慢》)等，这些句子的顿“都于词义为不通，于音律为必要”(75)。 其四，尽量用顿号、逗号、句号等点号，少用问号、冒号、分号、叹号等点号，不用引号、破折号、书名号等标号。词的标点应兼顾文体的特殊性，保留其模糊性、想象性、跳跃性等诗体特性，不能为追求意义明晰或文法一致而滥用标点。如李清照《如梦令》一词，有的标点为：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句加上了冒号、引号、问号，破坏了词体的节奏、声情与韵味特征，更像是一首散文诗。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选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一词，下阕标点为：“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西江月》上下阕都是“六六七六”句式，节奏明快，故辛弃疾多借以描写和抒发轻松快活的情感。文中用了两个冒号，一个问号，虽然把问松和对松所说的话标示明白了，却打断了词的节奏感，丧失了诗的韵味，俨然一篇散文。 (三)标点不宜突出部分内容。其一，不宜突出人名、地名、事物名等专有名词。如辛弃疾《念奴娇·赋傅岩叟香月堂两梅》一词下阕：“怕是当年，香山老子，姓白来江国。谪仙人字，太白还又名白。”(76)据《词谱》，后句应作上四下六。有人主张根据句意标点为：“谪仙人，字太白还又名白。”理由是：“谪仙人和香山老子，人名对人名。‘姓白来江国’和‘字太白还又名白’两句中，每句都包含两个动宾词组，它们两两相对这样就比较工整，语意也比较连贯。”(77)“字太白还又名白”，语意是连贯了，但词体的节奏韵味顿失。 其二，不宜突出词中引文。一些词人热衷隐括或引用诗文成句，这些语句已融入词中，不宜再将原句单独标出。一首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的词，加上冒号、引号、书名号后，就会变成杂言诗、曲赋，甚至散文诗。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一词，有选本在“坡谓”、“白言”、“逋曰”后加冒号和引号，认为：“作者想象中三个不同时代的人聚会，各以自己的诗句交谈。这里用上引号，词义格外分明，把每个人的话和作者描写的句子区别开来，读来清晰而饶有兴味。”(78)将原词句节奏打乱重组，全然成了散文句式，虽说词义格外分明，但词调的声情与韵味却丧失了。 其三，词的标题方式不同，标点符号也应有所区别。多词系于一调，为了具体标示某一首作品，词的标题一般是用词调加篇题、小序或词调加首句的方式。当词调加篇题、小序时，可用书名号，中间以间隔号分开，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水龙吟·用飘泉韵》。当词调加首句时，应用词调加书名号，首句加引号或括号，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调与篇题、小序，是并列关系且代指全篇，因此共用书名号，以间隔号分开；词调加起句的标题方式，因起句与词调不具有对等关系，只是一种提示而非篇题，应用引号或括号在书名号外标注。 由于句读与新式标点的不完全对应，简明起见，词的标点还可采取只用顿号、逗号与句号三种点号。逗号、句号与顿号分别对应古代的句与读，而逗号与句号的分别在于是否为韵句。从现代出版规范来看，这种标点方法未免有些简略，但可以兼顾词的节奏、韵律与声情，以更好体现词的本质特征与文体功能。无论如何，当前词体中新式标点的运用，不能以破坏或牺牲词体为代价。 总之，词体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乐句、拍句、韵句、律句、文句等句式形态，是词体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基于不同句式形态而产生的不同断句标准，造成词律与词籍中出现了众多“词同句不同”、“调同体不同”现象。文体既是一种样式，也是一种规范。其中，词律是词的节奏、声情与意义的综合体现，是词体的本质特征与形式规范。周汝昌先生曾说过：“艺术之事，必有规律；违其规律，必丧其体质。”(79)作为词体格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词的断句与标点只有形成了严格规范，才能确保其长短句的体质特征，在众多文体中独标一格，自成一体，上不类诗，下不类曲，外不类文赋，从而维护词体的独立与历史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