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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英国读者看来，汤译本虽然平淡朴素(plain and simple)，但某些流畅的译文还是博得了评论员的赞赏。 如，《东方先驱》的评论员说：“‘柳荫哭别’一节，哪怕是在汤姆斯的译本中，都是极其优美的；因为心里的自然情感以真挚纯朴的方式喷涌而出。”(32)此外，《评论月刊》与《东方先驱》的评论员都很欣赏“主婢看月”一节的翻译，前者全文引述了这节内容，认为它足以显示译作的优点；后者节录了部分译文，指出主婢间的交谈如同出自哲学家之口。原作中，姚仙的婢女碧月说： 个年种得一带垂丝柳，小小青青到膊肩。 近日枝条都长大，屈指算来有几年。 近被西风吹几日，转番黄色冇乜光鲜。 我想人生亦似垂丝柳，中年就似立秋天。 秋过身衰和叶败，形容枯槁有谁怜? 绿杨尚有春归日，人老何曾转少年? 上述文字，汤姆斯翻译为： Some time has elapsed,since I planted a row of silken willows, Though small they were then green and reached to the top of my shoulders. I perceive to-day,the branches have grown long and stout; Let me count with my fingers,how many years have elapsed. The western wind,having of late blown for several days, I perceive they are blighted,and are stripped of their blooming hue. I think mankind in general,resemble those delicate willows, For on attaining manhood their autumn commences, When autumn is passed,the human trunk becomes weak and casts its leaves, Who has compassion on it when it appears withered and decayed? The blighted willows will again experience the return of spring; But man,as yet,when old has never become young.(33) 婢女借景抒情，以眼前的垂柳比喻青春易逝，劝小姐姚仙时不我待，及时行乐。整段文字是一个豁朗的明喻，没有浓缩的意象或暗指，翻译起来没有大碍，译文明白晓畅。在中文读者看来，这个明喻司空见惯，并无深意；但在英语世界，以柳喻人，却令人耳目一新。这段文字甚至使评论者联想到苏格兰诗人贝蒂的《隐士》(Beattie’s‘Hermit’)和希腊诗人彼翁的《墓志铭》(The Epitaph of Bion)，并引述后一首诗的英译文进行对比。同样是用英语翻译的外邦诗，彼翁的《墓志铭》不但在内容上富于理趣，在形式上还兼顾了诗歌的韵律，相比之下，汤姆斯的译文充其量只做到了文从字顺而已。由此可见，在文字翻译方面，哪怕是赞赏，英国主流媒体对汤姆斯的肯定也是谨慎的。但无论怎样，译文的文学感染力终于得到了有限度的认可。 第三，汤译《花笺记》不仅个别章节的翻译受到评论者的赞赏，在当时，它还被当作西方人了解中国语言、社会、文化、经济的综合性读本。 汤译《花笺记》虽然在英语世界饱受批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借助译文，所有评论员都能完整地转述故事，他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情节的把握大致也是正确的。比如，当梁生为救杨父身陷重围时，评论员说他豪情有余、谨慎不足，显然不是个所向披靡的干将；故事以梁生娶姚仙、玉卿为妻，收芸香、碧月为妾收尾，评论员对中国的“一夫多妻制”虽多微词，但却理解这是中国作品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评论员对人物的宽容、对情节的体谅，至少说明一点：尽管汤译本缺乏诗趣、不合韵律，却是一个在内容上忠于原著的译本。由此，它被当成了一面反照中国的镜子，甚至有读者把这看作是它的根本价值。《亚洲杂志》的评论员就说：“如果《花笺记》不是一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对于该国的历史、习俗和文学，相比之下，我们了解得太少，它就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34)职是之故，汤译《花笺记》成了西方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工具。 有的读者把它当作汉语学习教材。《花笺记》的第二位英译者包令说：“汤译本附有中文原文，逐行译出(a lineal rendering)，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是一大助益。”(35)有的读者从中捕捉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对之做一番社会学、文化学的解读。如，有评论员明确指出，“作为一部韵文小说，这部作品并没有置常见细节的讨论于不顾，如，女子们是如何涂脂抹粉的，是如何责骂婢女的，以及她们的闺中密谈，或者喝茶品茗。当男主角出游时，我们也可以一探他的‘行囊’；当他访亲问友时，我们也可以一窥他的宴饮。简而言之，除了没有秽语、缺乏才智，《花笺记》可以说是有些像《唐璜》。它使我们熟悉了中国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妾；而且，通过描述与故事相关的人物的职务和日常生活、友情及社会交游，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作品传达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它比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天朝帝国的描述都更为明确。事实上，作者似乎是想要精准地照搬人们的生活，生活简陋的部分与尊贵的部分旗鼓相当，而这是诗之为诗的唯一正当的旨归；而且，他还小心翼翼地实践了这一想法，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他的画面更为真实和自然的了。”(36) 还有读者透过《花笺记》了解中国当时的国内经济状况。如《东方先驱》的评论员说：“文中有一段描述内容值得在此一提，即梁生由居所而被吸引到花园时的场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即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只见史书层层堆满架，四围花气喷人香。桌上瑶琴安玉轸，金炉一个炷茗香。银筝玉笛悬墙上，双陆围棋放两旁。古画名诗垂两便，鲜花盆景列成行。起来窗外观风景，只见曲栏杆绕白莲塘。白鹤避人轻步月，风摆杨花飐水狂。塘上红桥通内苑，又见一带微波漾月光。两岸垂杨相对舞，采莲船系柳荫旁。游鱼浪起波中锦，水中云影白茫茫。”(37)这段文字出自“棋边相会”一节，西方人对它的兴趣或许缘于18世纪以来的“中国园林热”，但由此考察中国的经济，未免牵强附会。 需要注意的是，本着社会学、文化学立场阅读《花笺记》，中西差异就会以一种匪夷所思、光怪陆离的面貌呈现出来。某些措辞在西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如，汤姆斯把“嫦娥”(Chang-go)看作是“中国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China)；把哈德斯(Hades)看作是“中国的天堂”(the Chinese paradise)。在故事情节与内容方面，站在西方读者的角度，某些翻译非但不可思议，简直荒诞离奇。比如，《评论季刊》指出，中国男女婚前无缘见面，彼此之间也就不可能产生爱情。这部作品中的爱情本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姚仙的为情焚物、玉卿的为情投江，在他看来就不免显得夸张做作，乃至滑稽可笑(38)。又如，“誓表真情”一节，梁生与姚仙私定终身，名香三炷，禀知神灵，在西方读者眼里，这种宣誓方式简直异想天开、荒唐至极。评论员甚至将这种习俗与文化上的差异转嫁到译者头上，他说：“汤姆斯先生翻译的古怪行为相当可笑，虽然这出自诗中最好的章节。”(39)由此可见，种种文化差异引起的惊诧比比皆是。 了解起于误解，止于理解，作为第一部以中国式“史诗”翻译到西方的长篇叙事诗，《花笺记》虽然不足以代中国“立身立言”，但它却使双方站在了通往彼此的路上，真正的交流终于成了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