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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翻译文体的选择与主流媒体的评论 很多迹象表明，汤姆斯最初决定用诗歌文体翻译《花笺记》时颇为纠结。这从他序言中援引的两个当代著名人物的评论就可见出。曾经觐见乾隆皇帝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Staunton，1781—1859)在《中国杂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中说：“中国诗歌的难度尚未被充分估计到。”又说“中国诗歌既美且难，产生的原因与英国诗歌相似，即意象、隐喻、典故以及个别字眼的运用，如果不是那么陈腐或平庸，睿智而有教养的读者就会立即欣然接受。”(15)为说明中国诗歌的难解难译，汤姆斯还借用了第四任香港总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1792—1872)的相关论述。1821年，包令的《俄国诗歌选》(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第一卷出版后，有人指责“这些诗歌缺乏独创性”(16)。包令著文加以反驳，汤姆斯化用了包令的自我辩护词，指出：如果把沙俄换成中国，那么包令先生关于俄国诗歌的论述也适用于中国：“许多词语无法逐字直译，许多联想我们无从感知。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红’和‘漂亮’是同义词，可以一词两用。难道一个中国人会觉得还有什么比太阳更明亮，比海洋更宽广，抑或比晴朗的夜晚更美好的吗?还有什么比高山更庄严，比溪流(或花园)更富有诗意的吗?”(17)这些特殊的意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不是显得过于陈旧，就是有些莫名其妙。汤姆斯引述小斯当东与包令的论述，旨在委婉地传达自己在翻译中面临的困难。 在当时，翻译诗歌，尤其翻译中文诗歌被视若畏途，这不是汤姆斯的个人感受，而是一个时代的畏惧。英国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评论员说：“事实上，以散文书写的中文作品或许被认为是极其简单的，并且也是容易读懂的；难懂的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在翻译散文时，我们通常可以借助那些表示数量、性别或时态的辅助性的文字；但在中文诗歌中，很多情况下，一个单独的字就代表一个完整的意义，而那个意义又隐喻或暗示着某种当地的习俗、或亦真亦幻的历史；而且也没有前边所提到的辅助性的文字。一首诗有的八行，有的只有四行，一个完整的句子由没有词性变化的单音节的字组成。所以，很明显，诗里的每个字都得精挑细选，因为诗句的美妙和优雅主要依靠它所使用的象征的力度、表达力和贴切，象征既要悦目，又要悦耳。因此要把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用口语翻译(verbally translated)诗歌，就会粗俗；此外也可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意译(paraphrastically)，原来的精神就会消失殆尽；也许译者会使用一种不那么有表现力的习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使用令人反感的概念。”(18)由此可见，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就充分意识到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为诗歌翻译带来的困难几乎是难以逾越的。 尽管如此，汤姆斯还是打算奋力一搏。因为包令翻译的《俄国诗歌选》出版后，在英国评论界受到的激赏远远大于批评，这让汤姆斯看到了希望。1823年6月《加里尼涅杂志和巴黎每月评论》(Galignani's Magazine and Paris Monthly Review)指出：“在文学研究和知识竞争频繁的时代，包令先生为自己赢得了一枚幸运的勋章，在这方面，很少有人会去追求，真正做到的就更少了。他让本国的有识之士第一次熟悉了一种以陌生的语言创作的诗歌，并且，通过诗歌，还让我们熟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的国民情感和国内习俗——对我们而言，俄国人，在任何方面，都堪称是一个全新的民族。……我们之中，有谁会想到俄国人是智慧的、善于思考的、充满想象的书籍的阅读者?有谁会想到一个俄国人会去阅读诗歌，或者体验写诗的韵律?就算再异想天开，又有谁会相信世上竟然有一个具有诗人品格的俄国人?”(19)写作这段文字时，英国正逐渐步入工业革命和帝国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随着海外扩张的突飞猛进，通过异国文学作品展示一种陌生的语言、一群陌生的人、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文学尝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包令的成绩让任何一个踏上异国土壤、接触异国文化的人热血沸腾，出身低微的汤姆斯自然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