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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汤姆斯引入的“才子书”在西方世界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比如，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在《中国开门》(China Opened)中将“十才子”理解为“十位天才的著述，精选小说集”⑥。1897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W.Thwing)在《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中，把中国小说一分为二：历史小说和罗曼史，位列罗曼史之首的就是“十才子”。有趣的是他竟将“十才子”错译为“十个天才的儿子”(The Ten Sons of Talent)。其中第八种即《花笺》，英译名直接沿用了汤姆斯所译的Chinese Courtship⑦。直到1936年陈铨写作《中德文学研究》时，他还慨叹：“其实这十部书里面，真正够得上称才子书的，也不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其余比较相差太远。”但是，这个观念却被根深蒂固地沿用下来，以至于“最近德国人孔(Franz Kuhn)在他《好逑传》译本跋语里边，仍然把十才子书的标准来审定《好逑传》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⑧。“才子书”这一概念影响如此深远，或许是汤姆斯始料未及的。 再者，汤姆斯之所以选译《花笺记》还因为他当时身居澳门，作为广东说唱文学，该作在当时颇为流行。 汤姆斯于1814年9月2日抵达澳门，迅速建立印刷所，很快研制出适合中英文合印的活字，这批活字被看作是“中国第一批铅合金活字”⑨。第二年他就用这批活字印出了《华英字典》第一部，这部字典的封面，除了编辑者马礼逊的名字，还赫然列着印刷者汤姆斯的名字。《华英字典》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编译而成，但某些字词例句却并没照搬原著。比如，马礼逊在“花”字下援引《花笺记》作为例证⑩。仅此一条，汤姆斯就不难注意到《花笺记》的存在。木鱼的演唱在当时非常盛行。1828年澳门出版了马礼逊编译的粤语方言词典《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其中有一短语：“个头唱木鱼(They are there singing ballads)”(11)。在此，马礼逊把“木鱼”译作ballad，意思是民歌、情歌或叙事诗歌。这种说唱艺术如非喜闻乐见，马礼逊又何必将之纳入现行的汉语教材?汤姆斯说：《花笺记》“在中文中，其原来的文体，被称为木鱼(Mǔh-yu)”(12)。显然，虽然把《花笺记》译作“诗歌”，汤姆斯对其文体属性并不陌生，这或许正源于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风靡。 此外，《花笺记》在当时应该不难购得。根据杨宝霖的研究，《花笺记》作者乃广东东莞人，书成于明末清初，存世之本，始刻于清(13)。在地理方位上，东莞与马礼逊、汤姆斯所居澳门仅一江之隔，两人之于《花笺记》可谓近水楼台。清政府对于西人购买中国图书虽有禁令，但他们还是可以通过中国助手或佣人设法购得。马礼逊在华购买的部分书籍现收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笔者在特藏部发现了《静净斋第八才子书花笺记》和《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两种木鱼(14)。前者为“福文堂藏板”，这是清代中后期广州本地大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的一家书坊。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翻译的《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所用底本，也是“福文堂藏板”。由此可见，木鱼的演唱与坊间唱本的印刷在当时都是极为寻常的。就此而言，汤姆斯选译《花笺记》确实带有就近取材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