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花笺记》在明末清初的广东一带，曾是独领风骚的民间文学唱本，这本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木鱼书，却是“维多利亚时代”来临前夕，以中国式“史诗”率先走出国门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汤姆斯英译的Chinese Courtship是该作环游欧洲的启航之作。对于当时的英国汉学界来说，身为“印刷者”的汤姆斯染指文学翻译，难免越俎代庖；他的译作，也因用词粗俗、语法错误频仍而被讥为“反韵律的译作”。但在中国诗歌阙如的文化背景下，汤姆斯的坚持与努力，却为中国诗歌的海外译介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本文结合西方读者的反应和主流媒体的评论，着重分析了《花笺记》选译缘由、“以诗译诗”的文体选择，以及该作在中西文化史上的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来华西士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海外传播”(12CZW0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木鱼书《花笺记》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广东说唱文学作品，在东南一隅以文笔声调冠绝一时，所谓“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该作全文三万余字，演绎梁亦沧与杨姚仙的才子佳人故事，就内容而言乏善可陈，近现代以来罕为人知，实属正常。不同凡响的是，这部方言作品，在19世纪，意外地搭上了西去列车，成为环球旅游的“世界文学”读本。《花笺记》开启这一国际旅程的发端之作是1824年英国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英译的Chinese Courtship。此后，德、荷兰、丹麦、法译本相继问世。据统计，在19世纪，仅目前所见西译本就有5种文字、6种全译本①。译作语种之夥、游历之广，在早期中国文学西译史上极为罕见。它在西方的影响，以德国诗人歌德(Goethe，1749—1832)的评价臻于至点，他称赞《花笺记》是“一部伟大的诗篇”，并据此创作了闻名遐迩的《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美国学者梁启昌指出：严格地说，既然歌德看不懂中文，启发歌德灵感的并不是《花笺记》原文，而是汤译《花笺记》。“奇怪的是，虽然汤氏的译作对歌德有一定的影响，但至今似乎尚未有一位现代学者对Chinese Courtship 作一番深入的评价。”②梁氏此论，发表于2008年，几年过去了，关于汤译《花笺记》的研究，依然罕有力作。 19世纪《花笺记》以多种文字“游历欧洲”，如果说这是它生命的第一春，那么20世纪的“荣归故里”，则可以看作是它生命的第二春。20世纪初期，随着郑振铎、柳存仁、陈铨等著名学者的海外访书与汉籍著录，《花笺记》这部在中国文学转型之际几乎被遗忘的作品，因海外藏本的丰富、歌德的赞赏峰回路转而屡被引述。最近几十年，竟先后出了三个校本。不知是有意的屏蔽，还是无意的忽略，在相关序言中，论其艺术成就，学者们不是引述郑振铎的赞词，就是借用歌德的嘉奖，对于该作在英语世界的真实处境，尤其是汤译本遭遇的种种尴尬，却始终没人提及，这显然不利于现代读者以平常心评估这部作品的真实价值。这种文学批评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为笔者平添了一份责任，即，结合汤姆斯的努力与英语世界的反响，还原该作西行之旅的历史生态，进而反思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受的重压、承担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