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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译缘由：史诗、才子书、木鱼书 尽管被歌德视为“一部伟大的诗篇”，但是，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花笺记》算不得上乘佳作，相比于《三国》、《红楼》等经典之作，更是叨陪末座、屈居下品。有趣的是，《花笺记》既非经典，何以在19世纪早期就搭上了西去列车，顺利地被引入西方语言系统? 首先，汤姆斯欲藉《花笺记》这一长篇叙事诗弥补中国诗歌、尤其是史诗(Epic poems)在英语世界的阙如。 “木鱼”作为一种地方说唱文学，一方面讲究韵律和节奏，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同时又贯穿以多个人物和复杂情节，具有小说的文体特点。清代评点者钟戴苍评点《花笺记》时，在文体上将之定义为“歌本小说”③。这种文体上的双重属性，很早就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捕获。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他编著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指出：《花笺记》是一部用“诗体”(in Verse)创作的“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④。汤姆斯在《花笺记》的英文书名中也表明该作以“诗体”翻译。何以采用“诗体”?汤姆斯在序言中说：“尽管关于中国的作品已出版了很多，但他们的诗歌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主要是因为汉语带给外国人的困难。除了偶尔翻译的一个诗节或几句诗歌，汉语让所有的人知难而退。现有的译作不足以让欧洲人对中国诗歌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于是我尝试着把《花笺，第八才子书》翻译过来。鉴于他们的多数诗歌仅由几句组成，可以想见，写起来或许一挥而就，相比之下，这部诗歌远长于一般的作品。尽管中国人喜欢诗歌，他们却没有史诗。”汤姆斯显然把《花笺记》看作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将之比附为西方的“史诗”。 “中国无史诗”这一判断是随着黑格尔的《美学》广为传播的，但黑格尔本人并不懂汉语，他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应该来自早期来华西方人士的汉学研究。在英语世界，据笔者调查，除了汤姆斯，较早提出这一判断的还有马礼逊，他在1825年出版的《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中说： The Chinese，we believe，have no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Epic Poetry(我们相信，中国人没有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在同一著作中，关于中国诗歌，马礼逊还提出：中国诗大多篇幅短小。又说，诗歌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惊天地、泣鬼神。汤姆斯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编辑的《华英字典》而被东印度公司聘请到澳门的印刷者(printer)，他对马礼逊的上述观点理应格外熟稔，这些观点无不促动粗通汉语的汤姆斯奋力一搏，尝试着翻译一部相当于“史诗”的长篇巨制，以弥补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阙如。 其次，汤姆斯译《花笺记》还在于他认识到这部作品在中国享有“第八才子书”的盛名。 “才子书”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格外风靡，它几乎是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代名词，它对于中国作品质量高下的品定，甚至是歌德的“世界文学”都不能取代或超越的。汤姆斯或许是第一个提到“才子书”的英国人。1820年，《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分四次连载了汤姆斯摘译的《三国志》(San-kwo-che)，题名《著名丞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⑤。汤姆斯首先翻译的是出自金人瑞(Kin-jin-suy)之手的一篇序言，据此推测，他采用的《三国演义》底本，应该是毛氏评改本，该版本在清代曾被称为“第一才子书”，汤姆斯把“第一才子”译作Te-yeh-tsae-tsze the work which evinces the highest literary talent，即“最具文采的书”。他虽然误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史书，但却认为这是“描述中国内战的最著名的史书”，“它备受中国人青睐，不仅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还因为它对于彼时战争灾难的丰富而准确的描述”。显然，汤姆斯在译介《三国演义》的同时，也肯定了“才子书”这一评价体系自身的合理性。既然有所谓第一才子书，被钟戴苍推许为“第八才子书”(The Eighth's Chinese Literary Work)的《花笺记》自然值得翻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