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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淹贯载籍，精熟史事，对古来世运风俗之变瞭然于胸中，赵翼论人论事无不贴合时世，出以平情。《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诗话》论诗考史，同样也通透练达，尠有迂阔论调。前文提到的卷三论韩愈各则，即颇具知人论世之鉴。如韩愈训儿诸诗，一向颇遭物议，赵翼平章其说曰：“《示儿》诗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备述屋宇之垲爽，妻受诰封，所往还无非公卿大夫，以诱其勤学，此已属小见。《符读书城南》一首，亦以两家生子，提孩时朝夕相同，无甚差等，及长而一龙一猪，或为公相，势位赫奕；或为马卒，日受鞭笞，皆由学与不学之故。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30)这就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唐宋之际士风和时俗的变化，不只有助于理解韩愈而已。 古来论史家三长都将识放在第一位，叶燮以才、胆、识、力论作家才能，也说“要在先之以识”(31)，“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32)。要之，“识为体而才为用”大体代表了古代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瓯北诗话》之所以迥出于清代众多泛滥百家、浮光掠影的诗话之上，也正缘于“绝顶聪明不患才”和“胸中别有四千年”外(33)，还有卓荦过人的史识，突出地表现于独到的批评眼光和出色的判断力两方面。 以赵翼的才性，自然亲近于李白的诗风。事实上他也极推崇李白的天才，认为太白“作奇句警语”也都以挥洒出之，不同于杜、韩作狮子搏兔之状。这已不是常人所能望见，但还不是最见识力之处。能从平中见奇，才显出他的见识不凡。他注意到李白诗中也有一些用思深刻的艺术表现： 其他刻露处，如“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新平少年》)，“客土植危根，逢春犹不死”(《树中草》)，“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拟古》)，“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独漉篇》)，……皆人所百思不到，而入青莲手，一若未经构思者。后人从此等处悟入，可得其真矣。(34) 这里列举的“刻露”之例，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未经构思者”，属于用意深刻而造语平常，不细玩很难体会其取意的刻苦。赵翼认为这是李白的真本领所在，必由此悟入才能把握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前人论李白诗，往往因其才高，又为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夫子自道所迷惑，漫以为其诗都出于自然天成，赵翼独注意到这些用思深刻的作品，其见识不能不说是过人一等。 因为见识独到，赵翼也像袁枚一样喜做翻案文章。黄庭坚曾说杜甫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赵翼认为这是惑于老杜“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说，而妄以为其诗愈老愈工。“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为此他引朱子的说法：“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看场耳。”从而断言“斯实杜诗定评也”(35)。他的评价应该说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我注意到，赵翼许多精彩见解都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文学批评的本质原本就是在比较中见出差异。由于对十位大诗人都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通过比较得出的判断往往不同于诗家通行之说，却又很有说服力。诗话卷五论苏东坡，是在前与韩愈后与陆游的比较中把握其艺术特色的： 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好用险韵，以尽其锻炼；东坡则不择韵，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放翁古诗好用俪句，以炫其绚烂；东坡则行墨间多单行，而不屑于对属。且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东坡则驱使书卷入议论中，穿穴翻簸，无一板用者。此数处似东坡较优。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觉轻浅；整丽不如放翁，而稍觉率略。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长也。(36) 这不能不说是很精彩的论断，切中东坡诗歌的长短得失。卷十论查慎行，先是在与吴梅村的比较中展开议论，剖析两家艺术表现的主导倾向：“吴梅村好用书卷，而引用不当，往往意为词累。初白好议论，而专用白描，则宜短节促调，以遒紧见工，乃古诗动千百言，而无典故驱驾，便似单薄。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翻致腻滞，一遇白描处，即爽心豁目，情余于文。初白诗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觉寒俭，一遇使典处，即清切深稳，词意兼工。此两家诗之不同也。”(37)吴、查两家本分别以用典和白描擅名，但结果各累于所长；偶尔弃长用短，反得意外之喜。赵翼此说不仅指出一个现象，更蕴含着启人深思的艺术辩证法原理。随后，他又就律诗比较了查慎行和陆游写作方式的差异及其结果：“以初白律诗与放翁相较，放翁使事精工，写景新丽，固远胜初白；然放翁多自写胸膈，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则随事随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较放翁更难亦在此。”(38)寥寥数语，竟涉及两家的成就、高下、艺术倾向、写作习惯、难度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不仅切中两家诗风的肯綮，更树立了一个多角度理解和评价前人创作的批评模式。我们说，一个杰出的批评家，不仅要善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还应该能通过具体的批评给人以理论思考的启发，赵翼就正是这样的一位批评家。 准确而深刻的判断力，背后是渊博的史学修养和上下千古的文学史眼光。赵翼的历史眼光不仅照灼于古代诗人批评，更在本朝诗人的批评中闪烁。我想，将本朝吴梅村、查慎行与李、杜、苏、陆等并列为十家，应该是基于他对本朝诗歌的自信。他的《检阅近人刻集再题》一诗曾有“江南落落几儒英，博物工词总老成”，“突过黄初虽未必，斯文已迥胜元明”的评价(39)，表明他心目中的本朝诗歌是足以超迈元、明，与唐、宋分庭抗礼的。而将查慎行与唐宋以来大家相提并论，虽不无个人趣味在起作用，但相信也经过审慎的掂量。考溯查慎行的经典化过程，乾隆三十二年(1767)刊行的刘执玉《国朝六家诗钞》是个重要的界标。迨赵翼《瓯北诗话》以查慎行为殿军，基本就确立了查慎行的大家地位。所以时人认为：“其论列近代诸家，梅村后独举初白，盖查诗空灵变化，瓯北性与之近也。然如王渔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之初白，实所未逮。惟当两家并峙之时，独能陶冶性灵，自开门径，此初白所以为不可及。则瓯北之论诗，亦可云独具只眼矣。”(40)在论及韩愈联句的冗长时，赵翼曾取朱彝尊、查慎行之作加以对比：“以《城南》为题，景物繁富，本易填写，则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游览郊墟，凭吊园宅，侈都会之壮丽，写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游猎之娱，过郊坛而述禋祀之肃，层叠铺叙，段落不分，则虽更增千百字，亦非难事，何必以多为贵哉?近时朱竹垞、查初白有《水碓》及《观造竹纸》联句，层次清澈，而体物之工、抒词之雅，丝丝入扣，几无一字虚设，恐韩、孟复生，亦叹以为不及也。”(41)由此我不禁想到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所提出的著名论断：“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42)文学史历来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链环，古今作家都只能在一种互文关系中参照定位。赵翼评价古今作家实质上正秉持类似的原则，以陆游的“大”和“易”相形查慎行的“切”和“难”，又以查慎行的加入改变韩愈的评价。这种古今贯通的文学史眼光最终成就了赵翼的史识。 尚镕《三家诗话》称赞“云松《十家诗话》，最为具知人之识，持千古之平”，这固然不错，但须知这“识”是与批评能力的整体相关的，概言之就是学以养其识，才以运其学，识以张其才，达到才学识三长的完美融合。黄培芳说：“瓯北、子才一时并称，就二家论诗观之，固以瓯北为优。瓯北所著《十家诗话》能不失矩镬，不致贻误后生，胜于《随园诗话》矣。”(43)应该代表着诗家定论。当然，具体到个别问题，《瓯北诗话》也不是全无可议之处。昭梿《啸亭杂录》已说：“所著议论，尚多可取，然考订每患疏漏。如诗话中载吴梅村《送人之闽》诗有‘胡床对客招虞寄，羽扇挥军逐吕嘉’之句，盖谓当时制府李日芃、赵廷臣辈，而先生乃以姚启圣收功当之。按：梅村卒于康熙辛亥，去姚少保灭郑氏尚有十四年之久，何能预祝其成功也?至谓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初年尚存，按：怀仁谥法已见王文简《谥法考》，其早死不待言。若望乃崇祯末人，焉能越百年而尚存?其与呓语何异?真堪令人喷饭也!”(44)今人周明仪也指出《诗话》若干考证未谛、引用各家诗题诗文屡有改动、立论有失公允、过于拘泥考据四点不足。第三点举出论王安石专好与人立异、苏东坡以禅语入诗、杨万里喜以俚语俗语入诗三个例子(45)，这大概是古代诗论家的一般看法，植根于自古以来政治和文学的传统观念，并非赵翼所独有。 乾隆年间的诗论家，除了以诗歌观念区分出流派，在诗歌批评方面也同样显示出不同的倾向性，最显著的一点是格调派诗论家都注重古代诗歌研究，而性灵派则留意于当代诗歌创作——这几乎是性灵派诗论家的独特标识。自袁枚以降，洪亮吉、李调元乃至嘉、道间的诗论家法式善等，都是引领一时风气的人物。赵翼的批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代作家，但也不排斥当代诗人，就像他的诗学观念之于性灵派，乃在依违离合之间。当然，他才学识兼长的批评才能则远超其他性灵诗家，足以与他的史学相提并论，同居清代学术第一流的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