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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议论，让王渔洋看到必斥为“记里鼓”(11)，但性灵诗学区别于神韵、格调说的要义却正在这里(12)。惟其如此，赵翼对黄庭坚以“工巧”推许韩愈《南山》颇不以为然：“凡诗必须切定题位，方为合作。此诗不过铺排山势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险韵出之，层叠不穷，觉其气力雄厚耳。世间名山甚多，诗中所咏，何处不可移用，而必于南山耶?而谓之工巧耶?”(13)在这些问题上，赵翼的批评立场都接近于袁枚，但他的批评水平，尤其是作家研究的深度就绝非袁枚所能企及了。他缜密的论述，使诗话由“辨句法、备古今、纪圣德、录异事、正讹误”(14)的漫笔升格为依托于文学史研究的作家批评，体现为刘知几所谓史家三长——才学识的高度融合。 《瓯北诗话》的史才尤见于缜密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证两方面，堪称是古代作家研究和批评的典范。首先，书中对十位作家的论述，角度和方式各各不同，俱有匠心。李、杜两家论者如鲫，赵翼只就历来纷争的问题论定结案；韩愈、白居易、苏东坡三家论者虽也不少，但只集中于某些问题，赵翼遂拿出整体性的思考和分析；陆游历来研究薄弱，赵翼先做年谱考实生平，再论其诗作，因陆集庞大，批评以摘句为主；元好问、高启两家成就稍逊前人，可论无多，合为一卷；吴梅村诗多隐含时事，赵翼倾力于考覈作品本事和注释；论查慎行同样以摘句为主，但五七古仅举题名，又有变化。凡此都足以显示赵翼把握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材料的匠心。 其次，相比前人之作，《瓯北诗话》每则的篇幅明显较长。文字繁复不是因为堆砌材料，而是剖析细致。以论韩愈为例，赵翼首先就前人对韩愈的误解，指出韩愈对奇险的追求乃是出于“影响的焦虑”，不得已而另辟蹊径。卷三开篇这段文字常为后人引用：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15) 这里不仅揭示了韩愈诗歌艺术的出发点、艺术特征及与杜甫的区别，最后还点明韩愈的本色所在，及评价韩愈应有的着眼点，见地十分透彻。卷三论韩愈共有13则诗话，随后分别讨论韩愈与孟郊的关系、诗歌语言多样化、用韵特点、联句诗创体、章法创格、独创句法、《元和圣德诗》的铺陈、《南山》铺排的得失、韩诗的晦涩俚俗、五七律写作得失、与人交谊之厚道、与释老二教的关系、训子诗，其中论韩诗艺术渊源2则，论艺术特点及独创性5则，重要作品2则，成就得失2则，为人处世3则，大体覆盖了作家研究的基本视域。 白居易是赵翼心仪的前辈诗人，对白居易的论述尤见其批评眼光的锐利和内容安排的匠心，这在近年的研究中似乎未受到注意(16)。白居易诗历来评价不太高，人们在欣赏乐天为人的同时常不免轻看其诗。像王渔洋、叶燮这样的杰出批评家对白居易都没什么肯定性的评价，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杜诏编《中晚唐诗叩弹集》，才将白居易与杜甫相提并论，称杜为泰山乔岳，白为长江大河(17)，给予很高评价。赵翼一番缜密的论证，抉发了白居易诗歌诸多为人忽略的独创性。细玩卷四论白居易的27则文字，足以让我们对传统诗话的批评能力刮目相看。开宗明义赵翼首先指出，元、白的坦易诗风同样是中唐诗风变革的一部分，只不过走向了与韩、孟不同的另一个方向。基于性灵诗学的观念，赵翼认为尚坦易的元、白诗原本更具抒情性，更能打动人，因而也更耐人玩味，然而世俗却每因其浅易而以轻俗目之。这在以专业批评家自居的赵翼看来，完全是不懂诗的误解。而且，元、白胜过韩、孟还不只是个以抒情见长的问题，“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18)，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揭示其独创性及成就所在。作品丰富而保存完整的白居易集为赵翼施展他博而能约、思理缜密的史才提供了便利。他就从白集的编集谈起，涉及白居易诗歌的流传和影响，再由《长恨歌》、《琵琶行》的脍炙人口谈到白居易驾驭长篇的能力，由歌行旁涉排律、次韵、格诗等体式问题；第9则开始讨论具体作品，第13则开始转向白居易生平行事的探讨，以细密的分析推考其出处之迹和人生态度的转变，对两《唐书》的记载提出有力的辩驳；最后4则为无可归附的杂考，其中第24则论“东坡似乐天”，第27则记白居易寄存各处的五本诗集的下落，都与卷十二论“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一样，属于当今文学研究中很热门的影响和传播研究。虽然当时尚未有这样的理论和概念，但赵翼的批评实践已体现了类似的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