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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居易的整个创作中，对诗体的开创能力和驾驭能力是赵翼尤为欣赏的，《诗话》中再三致意，展示了赵翼细致深入的分析能力。第7则论“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所举计有：(1)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哭崔晦叔》五古“连用叠调”作排比之体。(2)《洛下春游》五排连用五“春”字作排比之体。(3)和诗与原唱同意者，则曰和；与原唱异意者，则曰答。如和元稹诗十七章内，有《和思归乐》、《答桐花》之类。(4)五言排律“排偶中忽杂单行”，如《偶作寄皇甫朗之》中忽有数句云：“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下又云：“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5)五七言律“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如五律《酒库》第七句“此翁何处富”忽单顶第六句“天将富此翁”说下，七律《雪夜小饮赠梦得》第七句“呼作散仙应有以”单顶第六句“多被人呼作散仙”说下。(6)五排《别淮南牛相公》自首至尾，每一句说牛相，一句自述，自注：“每对双关，分叙两意。”(7)以六句成七律，李白集中已有，而白居易尤多变体。如《樱桃花下招客》前四句作两联，后两句不对；《苏州柳》前两句作对，后四句不对；《板桥路》通首不对，也编在六句律诗中。(8)七律第五、六句分承第三、四句，如《赠皇甫朗之》：“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里兼遭病折磨。”这种种创格在赵翼看来，都属于“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备一体也”(19)。在丰富的举证和分析之外，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诗人创作至老境的自由率性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应该说，赵翼论白居易所显示的资料丰富、考订周密、分析细致、论断审慎的特点，不只是他作为诗歌评论家或研究者的才能与资质的体现，很大程度上也是乾嘉之学严谨风格和实证精神的反映。但上文的梳理，仍让我对赵翼的批评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能力无疑是与他史学家的身份和素质相关的，是思维能力、判断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我们再来看一段论苏东坡、陆游高下的文字： 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盖东坡当新法病民时，口快笔锐，略少含蓄，出语即涉谤讪。“乌台诗案”之后，不复敢论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无所用其无聊之感；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故其诗止于此，徒令读者见其诗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庙堂之上，方苟幸无事，讳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虽神州陆沉之感，已非时事所急，而人终莫敢议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此其诗之易工一也。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敭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放翁则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处皆散地，读书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后标以题目者。如《写怀》、《书愤》、《感事》、《遣闷》以及《山行》、《郊行》、《书室》、《道室》等题，十居七八，而酬应赠答之作，不一二焉。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观，其才之不能过于苏在此，其诗之实能胜于苏亦在此。试平心以两家诗比较，当不河汉其言矣。(20) 这真是一篇有理有据的作家比较论。先提出陆不如苏的传统看法是慑于东坡之名而致，然后分别从客观环境和自身遭际两方面对比其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最终得出苏才虽胜陆，但诗却逊陆一筹的结论。其史事人事之精熟，形势判断之到位，加上层次清晰的分析，使这篇议论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同样，随后论陆游古诗之炼一则，寥寥几行，也说得透彻之至，不仅见识过人，语言更是明快犀利，在诗话这种被章学诚目为“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的文体中实在难得一见(21)。 史学品格是《瓯北诗话》最鲜明的特色，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为诗歌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相比袁枚和其他性灵派批评家的诗话，赵翼此书不以寻章摘句为能事，而致力于诗人的创作研究，并且是整体性的研究，涉及诗人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创作习惯、作品流传各个方面，用当代的文学研究来衡量应该说是综合性的作家研究。但很显然，赵翼的诗人批评主要立足于传记研究。毕竟是史学家，撰著诗话也近于史家之学，史实考辨在书中占了颇大篇幅。像李白从永王磷始末、《蜀道难》本意、杜甫与严武的关系、《长恨歌》故事情节之虚实、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高启死因、吴梅村之出处等等，这些历来聚讼不已的公案书中悉有考辨，且资料翔实，案断平允，结论足可采信。尤其是论吴梅村，多纠正靳荣藩笺注之误，发其诗史之覆。众所周知，自宋代开始，“诗史”意识就一直主导着古代诗歌的评论和注释，作家的年谱编纂和作品编年成为诗人研究的基础手段和重要内容(22)。身为史学家的赵翼更具有这方面的自觉，鉴于陆游“身阅六朝，历官中外”，且正值“战与和局亦数变”之际，却夙无年谱，诗话卷七专门为陆游编纂了年谱，而卷六的陆游诗话正是基于年谱而发的。年谱为认识和了解陆游的生平出处提供了完整的背景知识，诗话从而得以深入探讨陆游生平与创作的重大问题，甚至修正早年显得轻率的议论。比如，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记》一事，向来颇遭物议。赵翼47岁时也有诗哂之，曰：“放翁一代才，落笔见瑰异。从军陕蜀间，不忘恢复志。如何一著错，轻作《南园记》?”并将原因归结为“显赫在目前，未免艳荣利”(23)。然而撰诗话时，既弄清当时“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职在文字，不及他务；且藉以报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职为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辞还山，不稍留恋”，于是转而肯定“其进退绰绰，本无可议”。就是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也认为“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一则讽其早退，此亦有何希荣附势、依傍门户之意?”(24)这与早年的讥讽态度简直判若两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