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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史更愧无君才 “战乱”加上“入蜀”，中国读书人很容易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杜甫(712—770)。1940年7月至1941年9月，朱自清因学术休假暂居成都，与萧公权、浦薛凤等诗友唱和，有《答逖生见寄，次公权韵》：“几日天河见洗兵?杜陵心事托平生”(63)；1943年底，陈寅恪一家抵达成都，暂时任教燕京大学，隔年的旧历正月初七人日游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杜甫故居遗址，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人心已渐忘流离，天意真难见太平。”(64)1944年10月吴宓北赴重庆，转成都小住，走前徐梵澄有《送雨僧先生入蜀》：“工部祠堂倘怀古，数行为寄浣花笺。”(65)而萧涤非从“万里孤飞到锦城”的《初入蜀寄内》开始，整个抗战期间撰写诗篇，明显都可见杜甫的影子。弟子廖仲安在《忆萧涤非师——兼述先生热爱杜诗的精神》中称，太平年代不觉得杜甫诗篇伟大，面临巨大灾难流离失所时，方特别体会杜诗的好处——“萧先生当时强调熟读杜诗，是和抗日战争那个‘万方多难’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66)西南联大教授中，像萧涤非那样日后成为研究杜甫的专家其实不多；但只要吟咏，多少都会记忆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诗。 最有趣的是入蜀后改任四川大学教授的萧公权，其《舟过夔州》，开篇就是“杜公避乱出峡去，我行因乱入峡来”，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行踪先后已异致，诗史更愧无公才。”(67)在回忆录中，萧公权提及：“我在未到成都之前已经有加紧学诗的打算。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我乘川江轮船西上，经过奉节县时，作了一首七言诗”，说的便是此“诗史更愧无公才”。就像作者说的，“想‘追陪’杜公，自属狂妄，然而尚友古人，取法乎上，似乎也未可深责”(68)。此等志向，不仅不该“深责”，还须嘉许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无杜甫的诗才，但其吟咏合起来，也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诗史”。 二十多年前，我在《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中提及：“‘诗史’诗人这么一个称号，不单属于杜甫，而且属于一批生活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诗笔记下民族的苦难与屈辱，表达民族的悲愤与希望的爱国诗人。他们崇拜杜甫，自觉继承杜甫‘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的人格精神与‘以韵语纪时事’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诗史’传统。”这一传统的特点是，除了康有为所说的“上念君国危，下忧黎民病，中间痛身世，慷慨伤蹉跎”，更着重将“纪事”转化为“感事”，故浦起龙称杜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后世的读者，很容易借助诗人的眼睛来捕捉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以及积淀在诗人主观感觉中的时代氛围，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69)。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吟咏，也当作如是观。 这里举陈寅恪、魏建功、萧涤非的三首诗，略做辨析，看诗人如何以旧体诗形式，记录下大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读书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抗战期间漂泊西南的教授们来说，离开熟悉安谧的北平、踏上充满未知数的征途，是关键性的一步。危难之际，除了民族大义，还得考虑个人生计、学术前程，以及一家妻儿老小的安顿等，并非说走就能走。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绝大部分教授放弃安逸的家，离开北平南下，大约是四个月时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早走，有人晚走(不走的是少数)，但在留北平闭门著述还是南下颠簸流徙之间，大都有过挣扎。读吴宓、朱自清等人日记，以及各家回忆录，很能体会当年北大、清华教授那种纠结的心情，以及南下路上之艰辛(70)。1940年11月17日，时寓居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罗常培，撰写并发表《临川音系跋》，“作为离平四年、久别妻子的一个纪念”。文中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每天总花去5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可心情很郁闷，对于“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感到困惑，但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直到接获赵元任长沙来信，再加上胡适劝勉的诗句，明白确实是“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因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故赶紧南下(71)。这个故事，罗常培1948年12月为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而撰写《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又讲了一遍，不过这回纳入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北大教授是如何撤离北平的。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表现极佳，而积极配合的有马裕藻、孟森、汤用彤、毛子水、罗庸、陈雪屏、罗常培、魏建功等(72)。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的“可怜落照红楼影，愁绝沙滩泣马神”，写的正是此情此景(73)。临别北平，魏建功更是留下了《廿六年居围城三月，女病猩红热，一家颠沛，忽又独行投南，将行再作》： 居危入乱皆非计，别妇离儿此独行； 欢乐来时能有几，艰难去路怖无名。 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 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指日即收京。(74) 对于当年无数抛妻别子、孤身南下的读书人来说，这里的“忍痛含言一挥手”，无疑是共同的记忆。 经历了抗战初期的亢奋，进入相持阶段后，蛰居大后方的教授们生活异常艰苦，情绪更为低落。陈寅恪1940年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75)至于朱自清则在感叹“米盐价逐春潮涨”的同时，“剩看稚子色寒饥”(76)。在所有西南联大教授描写艰难的日常生活的旧体诗中，最值得引录的是萧涤非的七绝《有适》： 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 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77) 同样是写日子艰难，此诗在悲痛、无奈与自嘲中，还有某种淡定、诙谐与自持，这更能体现那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态。至于第二句，似乎对应此前的《早断》——该诗序曰：“抗战以还，已有两犊，而妻复孕，因议以予人。卧床仰屋，悲不自已，率尔成咏。”这首五律被朱自清推荐给《饮河》诗刊发表后，因其“沉痛真挚，读之泪下”而广受好评(78)。 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国人莫不欢呼雀跃，教授们更是热衷于“有诗为证”；众多诗作中，我特别欣赏陈寅恪的《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79) 此诗辞意显豁，态度明快，大凡中国读书人，都会记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陆游《示儿》(80)，故阅读不成障碍，这也是陈寅恪极少数当初就交给报纸刊出且引起关注的诗作(81)。可“家祭难忘北定诗”句有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可谓古典与今典交相辉映，很具陈诗特色。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字的意义，以及诗与史如何互动，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也正因此，其再三吟咏“南渡”，确实意味深长。查《陈寅恪集·诗集》，陈先生1938年吟诗7题9首，而后每年均有诗作存留，1945年更是多达26题32首，这些诗作兼及个人感怀与家国兴亡，可当“诗史”阅读与鉴赏。若不考虑韵律，从不同时期四首诗中各抽一句，可作此“诗史”的梗概：1938年《蒙自南湖》的“南渡自应思往事”，1939年《乙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乱离骨肉病愁多”，1940年《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的“剩将诗句记飘蓬”，以及1945年《忆故居并序》的“破碎山河迎胜利”(82)。陈诗之所以最值得作为“诗史”阅读，除了自身韵味，还因其被吴宓抄录在日记中(包含各家唱和)，故写作的时间、背景及意涵，修订的过程、读者的反应等，都比较容易得到确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