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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之间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这些作品不纯然是文学问题的反映，更多地牵涉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折射出大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读书人的悲欢离合。几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关 键 词：西南联大/旧体诗作/历史意识/文化情怀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陈平原，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 抗战八年，中国大学西迁，战火中弦歌不辍，其历史、传说与精神，至今让人追怀不已①。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最为世人传诵，也最被史家关注②。想当初，战争还在进行中，谢幼伟就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断言，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反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谢文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③。我在《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添了一句：“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④ 可是，单单开列战时西南联大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绩⑤，还是远远不够，我更关心的是读书人的思想与情怀。不说离开西南联大后成为著名小说家或诗人的青年教师(钱锺书、穆旦)，也不谈走出校园后以文学笔调重塑精彩的校园生活的诸多学生(如鹿桥、汪曾祺、宗璞)，就限制在当年的写作，而且是教授的著述。 先读四则序跋，看教授们在其著作中透露出来的心境。 1939年6月，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写下《书成自记》，称抗战全面爆发后自己随校南迁，讲学昆明：“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⑥这两段话必须合起来看，前者乃著述时的感触，后者则牵涉战火中读书人的命运。 无独有偶，1940年4月，大病初愈的陈寅恪，在昆明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写下感慨万千的“附论”：“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故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⑦生逢乱世、流徙四方的陈寅恪先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能不更多考虑如何将平生所学，用最便捷的手法，尽可能保存下来。在致傅斯年及致刘永济信中，陈寅恪表达了与死神争速度并最终获胜的悲喜交集⑧。这种心情，非设身处地，很难深刻体会。 为女儿筹措西行求学的路费，郑天挺决定刊行《清史探微》⑨；此书收文12篇，1945年4月12日撰写的“叙目”称：“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⑩谈及警报声中的著述，可将郑天挺1943年1月26日为罗常培《恬盦语文论著甲集》所写的序言纳入视野：“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11)如此生死与共的友情，确实让人敬佩；更让人惊叹的是环境的恶劣，以及教授们对学问的虔诚与珍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