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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漂泊西南多唱酬”的诸多学者中，心情最复杂、可谓五味杂陈的，当属朱自清。首先，这是一个著名的新诗人物，包括写作、研究与教学；而影响深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诗集》一册，也正是朱自清所编(包括撰写日后常被引用的“导言”)。这样一个提倡新诗的“标志性人物”，竟然在抗战期间改写旧体诗了，说起来还是有点尴尬。抗战前十年，因教学古典诗文的需要，清华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已向黄节学诗，且从“拟古”入手；黄节对其课业的批示是：“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56)对此，其他新文化人是不太以为然的。朱自清1934年6月9日的日记有云：“上午访【郑】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57)好在朱自清守住一点，那就是只“习作”，不公开发表。这些“拟古”作品，题为《敝帚集》；抗战以后写的，则是《犹贤博弈斋诗钞》——如此命名，可见作者的态度。后人为了阅读方便，将其新诗与旧诗合刊，明显违背作者的意愿。在朱自清看来，前者是“文学创作”，后者则属于“自娱”，可作为生命的纪念，没必要公开发表(58)。 1946年7月，即将北归的朱自清编定《犹贤博弈斋诗钞》，其《自序》交代早年如何因“僭大学说诗之席”，而痛感“声律对偶，劣得皮毛”，开始发愤学诗；抗战西迁，师友唱酬，“其间独咏写怀，联吟记胜，偶有成篇，才堪屈指，盖其诗功之浅，有如是者”。一句话，如此“中年忧患，不无危苦之词；偏意幽玄，遂多戏论之粪，未堪相赠，只可自娱”(59)。朱自清写作旧体诗的关键，不是“独咏写怀”，而是“联吟记胜”。这段时间，与朱自清唱和最多的是萧公权，其次是叶圣陶、浦薛凤(逖生)等。这里的关键是，1940年7月至1941年9月，朱自清因学术休假来成都暂居，得以与诸多新老朋友欢聚——也正是这段时间，朱才有较多的旧体诗作：“暇居一年，与萧公权等多倡酬，作旧诗，格律出入昌黎、圣俞、山谷间，时运新意，不失现代意味。”(60)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十三节“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以及第十五节“何莫学乎诗(二)·朱佩弦及其他诗友”，多次提及朱自清如何指导他、奖掖他作诗。其实应该反过来，是萧公权的不断赠诗，促使朱自清卷入此“漂泊西南多唱酬”的浪潮中。除了诗集中众多“次韵公权”的作品，更有日记里经常出现萧公权的名字。如1941年3月9日，“昨夜赋诗二首和萧君。今天为此不足道的成绩颇为兴奋”；3月26日收到萧公权新诗，“该诗讲究技巧且文字流利，喜欢读它”；4月20日“写诗一首赠公权”；6月7日“公权写诗并安慰我，应感谢之。必须立即写两首诗答谢，将用一整天时间”(61)。这还不包括众多见面聊天，以及回昆明后的来往书信及赠诗。问题在于，朱自清性格内向，又非倚马立就之才，常与萧公权等诗友唱和，感觉很累。 既想参与吟咏，又怕多花时间，影响自家的学术研究，朱自清日记中于是不断出现此类很煞风景的抱怨。1941年5月12日：“上午归来，写诗给圣陶。我想必须在写诗上多少有些限制”；1942年4月16日：“太集中精力写诗，这不行”；1942年4月23日：“耗四小时写诗答赠公权”，第二天当即反省：“写诗费时过多”；8月22日“宜以学问家勉励自己”(62)。朱自清天性敏感且好强，无论早年在清华园，还是后来漂泊西南，总感觉有一种学术上的“压迫感”，于是，日记中多有自省与自责。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吟诗上的“自我节制”，他才可能在那么沉重的教学工作以及那么糟糕的身体状况下，还能在抗战期间写出《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等好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