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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压在纸背的心情，除了在著述序跋中偶尔流露，更多且更直接的表现，其实是日常吟咏的旧体诗作。这些诗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而是在师友间传抄与流播，只是在作者去世多年后，方才陆续整理刊行。陈寅恪《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诗云：“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12)在我看来，这些诗作不仅仅记录下当事人在特定岁月的艰辛生活，更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因此，不纯然是文学问题，更多地牵涉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值得今人仔细品鉴。 本文选取陈寅恪(1890—1969)、吴宓(1894—1978)、朱自清(1898—1948)、潘光旦(1899—1967)、浦薛凤(1900—1997)、魏建功(1901—1980)、浦江清(1904—1957)、萧涤非(1906—1991)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的旧体诗作，取“诗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解读，且尽可能对照其日记、书信及专业著述，说明诗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心境；同时，追问旧体诗能否承担起战时联大教授于流徙中“书写战争”的使命。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1991年，魏建功的儿子魏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其抗战时期的遗诗二十题四十首，于是装裱成册，恭请父亲生前好友题词留念。此《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附跋语)》，初刊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文教资料》1996年4期。诸多跋语中，魏建功西南联大时期的同事、著名诗人冯至的小诗最为精彩：“红楼十载成长忆，漂泊西南多唱酬；浩荡滇池春色好，感君邀我泛轻舟(一九三九年春与建功学长泛舟滇池，畅谈今古，因题《独后来堂十年诗存》)。”(13)很可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刊行《魏建功文集》时，为求体例的统一，仅收录《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而删去了冯至等人的题跋(14)。 虽然是北大先后同学兼同事，真的是“红楼十载成长忆”；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魏、冯二君唱酬的诗篇。所谓“漂泊西南多唱酬”，并非写实，更多的是勾勒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交往方式及精神氛围。那么，到底是谁在这烽火连天中吟咏诗句、互相唱和呢?就以这八位西南联大教授为例，从其存世诗集中钩稽，复原其唱和的对象。这里依据的版本分别是：《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吴宓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犹贤博弈斋诗钞》，载《朱自清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铁螺山房诗草》，载《潘光旦选集》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即《浦薛凤回忆录》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载《魏建功文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浦江清文录》(附录“诗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是斋诗草》，载《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同是写诗，可以独自吟咏，也可以师友唱酬，这更多的是个人写作习惯，不牵涉艺术水平高低。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统计各家唱和情况，则可看出其人际交往，以及自我表达的倾向、趣味与能力。以下统计各位学人的寄赠及唱酬对象，局限于抗战期间： 陈寅恪——吴宓、刘永济、容肇祖、杨树达，此外还有妻子唐筼； 吴宓——陈寅恪、朱自清、萧公权、刘永济、潘伯鹰、缪钺、李思纯、容肇祖、浦江清、林同济、胡小石、毛子水、汪懋祖、钱锺书、徐震堮、徐梵澄、庞俊、赵紫宸、陈柱、金毓黻、常乃惠、胡步川，此外，还有学生辈的张志岳、赵仲邑、周珏良、李赋宁、张尔琼、张敬等； 朱自清——萧公权、浦薛凤、孙晓孟、叶圣陶、潘伯鹰、俞平伯、李铁夫、陈福田、杨振声、陈岱孙、夏丏尊、丰子恺、程千帆、潘光旦等； 潘光旦——赵文璧、修中诚、陈福田、李琢庵等； 浦薛凤——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浦江清、王化成、孙晓孟等； 魏建功——老舍、沈兼士、唐兰、鲁实先等； 浦江清——朱自清、吴宓、施蛰存、容肇祖、王季思、徐震堮、杨业治、游国恩、李安宅(15)，此外还有岳父张琢成； 萧涤非——游国恩、闻一多、朱自清等。 对于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或学术史的人来说，名单中的大部分名字都很熟悉，需略加注解的，恐怕还不是油画家李铁夫、书法家潘伯鹰，而是原清华大学教授、抗战后漂泊西南的孙晓孟(即孙国华，心理学)、王化成(政治学)、杨业治(德国文学)、浦薛凤(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萧西行后转任四川大学教授，浦则先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1939年3月起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 陈寅恪眼界甚高，除了几个真正懂诗的老友，不太爱同别人唱和。作为政治学教授，浦薛凤很有自知之明，喜欢唱酬，但不出诗集，只在回忆录中不断引述自家诗作。魏建功、萧涤非二位存世的诗作不多，且交流也不是很广。真正称得上“漂泊西南多唱酬”的，当属吴宓、朱自清、浦江清三位。至于潘光旦，除了给外文系教授陈福田赠行，其他几位赠诗者，赵文璧是他的学生，李琢庵是实业家，修中诚则是来访的牛津大学汉学家(16)。除了1946年仲夏撰《楚子图南古苍璧歌》，潘光旦似乎不怎么跟学界同人唱和。也正因此，大家不知道著名优生学家、心理学家潘光旦会写诗——而且写得很好。1992年群言出版社刊行其手迹影印的线装本《铁螺山房诗草》，博得阅读趣味颇佳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大声叫好，称没想到潘光旦竟然“是一个不是诗人、胜似诗人的诗人”(17)。大概只有朱自清慧眼识英雄，在1945年所撰的《〈铁螺山房集〉赠主人》中，早有这么一句评语：“小诗坦率见世情，烟斗陆离征雅癖。”(18) 稍作分析，很容易发现，陈寅恪等人的唱酬对象，第一，没有权贵人物，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第二，基本上是漂泊西南的教授，很少与仍在沦陷区生活者唱和(19)；第三，热衷于咏怀、寄赠、唱和的，以文科(尤其是中文系)教授为主，理工科教授极为罕见(20)。 至于为什么相互唱酬，除了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1939年春，陈寅恪作《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开篇就是：“得读新诗已泪零，不需藉卉对新亭。”(21)这里提及的刘永济新诗，以及陈寅恪、吴宓的和诗，均收录在《吴宓诗集》中。除了“万里乾坤、百年身世”的共同感慨，还有就是战乱中老朋友间的相互牵挂(22)。与此类似的，有浦江清1940年作《蛰存自闽中来书却寄》：“人事久萧索，苍茫残岁催。故人一叶书，暖我心头灰。……”(23)浦、施两人本是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十年间朝夕相处，抗战初期又在昆明重逢，而今施蛰存转往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仍不忘“寄我闽游诗”，难怪浦江清大为感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浦从上海辗转回昆明，路过长汀时，还有机会与老友畅谈(24)。 漫长的战争岁月，除了应对频繁的敌机轰炸，还有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以及精神上的迷茫与颓唐。这个时候，朋友间的相互支持是共渡难关的关键。单读诗文，或许以为此乃古已有之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看当年的档案资料，以及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的日记，明了诸多生活细节，方能真正体会那一代读书人刻骨铭心的情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