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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古典诗学的涅槃之路 以“心”抗理、以心约法，鲁迅从宋明心学异端思想家那里获得的馈赠，显然是极为丰富的，这可说是对于人的主体精神的再一次高扬；而在对文化传统的扬弃中，鲁迅又以蔑视道德、反对权威、抗俗守真、尊侠尚义等异端精神为其诗学原质，在人性的自然抒发和灵魂的自由表达方面找到了一条古学更新的涅槃之路。这一切都是鲁迅诗学现代性特征的内在基础，没有这些“底子”的作用，所谓“西方影响”也就无从着手，中国诗学现代转型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异端思想家和诗人，也只是为鲁迅诗学的构型提供了一个先行结构，其诗学现代转型的直接原因还是“异邦新声”的强力推动。实际上，近世中国的思想家如李贽辈，尽管其言动有“异端的自觉，孤绝的自觉”[4]85～86一面，客观上也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但是在黑幕张天的时代，效能毕竟是有限的。其思想是在正统容忍的范围内进行的，其行为也没有超越古范多少。反应在诗论上，至多是对少数豪放文人心向往之，“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成万夫之雄。”[19]至于王阳明，那就更不要说了，亦步亦趋，在在与“先王之教”合拍。“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故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歌咏，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20]因此对于明代反叛最激烈的思想家李贽的狱中自刎，有人也认为那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牺牲”，因为，他的著作和行为“在历史上并没有开出一条新路”，这倒不是因为李贽缺乏勇气，而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间找不到“一种燃烧性自我满足和欣快”。因此，他只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一个儒家的信徒，而不是具有摩罗性格的欧洲式人物。[21]在中国古代，要想找到鲁迅笔下那些痛快淋漓的撒旦式人物，那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1]73～74 尽管如此，鲁迅在一种反向性的“怀古”中，却找到了古国文化更新、诗学更新的路径。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文化古国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衰落规律，即“灿烂于古，萧瑟于今”。为什么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国(如印度、希伯来以及中国)，到如今却无一不衰败堕落?鲁迅从诗歌之于提振人心作用的这个特定角度进行了剖析，“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1]63诗力是国民心力强弱的一面镜子，“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1]64文化过熟，国民失力，国家衰亡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强烈呼唤“野人”、“新力”，“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1]64也正是从文化更新的角度着眼，鲁迅强烈呼唤“刚健抗拒”、“破坏古范”的新时代“撒旦”们，即中国“精神界之战士”，期待他们“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期待他们“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1]100更期待他们“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1]55。由立心到立人，由立人到立国，这是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的内在理路。[1]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