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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发表了《文学的根》，是为“寻根文学”的历史刻度。同年，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发表于《作家》6月号；郑万隆的《我的根》，发表于《上海文学》7月号；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发表于7月6日《文艺报》。张炜、郑义、王安忆、李锐等知青作家也都有相关文章陆续发表。随着批评界的迅速命名，“寻根文学”声势浩大地展开。这一年也是中国小说的革命年，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格局迅速形成，冲击着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平分天下的旧有局面，紧随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和新写实文学几乎同时兴起。在这一次文学哗变中，由知青作家推动的寻根思潮是其中最强劲的一股美学风暴，主要作家都已经有著作发表，不少作品赢得了国家级大奖，拉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转向。而且，至今作品源源不断，以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高潮。今年，是“寻根文学”发动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当年的缘起与演进，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环节。 “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的小说专号上，颇费周折地低调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出乎意料的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还应该提到的是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八十年代初，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陆续发表了《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角公鹿》等以山林狩猎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顺应着整个民族感伤主义历史情绪的同时，也完美地表达了原始的自然观，以及瓦解过程中民族精神心理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以抗拒遗忘的决绝姿态引起广泛的激赏。回族作家张承志以《黑骏马》等中短篇小说，表现草原牧民的生活命运，以丰沛的视觉效果与饱满起伏的情感旋律，以及富于中亚装饰风格的精致语言形式，赢得众多的读者。他们无疑是最早的寻根作家，汪曾祺四十年代以现代派的前卫姿态登上文坛，经历了三十多年沉浮坎坷的历史命运之后，以对抗战之前原生态乡土生活的诗性回顾与风俗画的抒写，迅速完成艺术转身，接续起五四以后沈从文、废名、萧红一脉乡土文学的诗性挽歌传统，也衔接起中国叙事文学的多种文体。来自乡村的贾平凹，试验了各种外来方法之后，回身反顾重新发现了被自己抛弃在身后的乡土，在现实的激变中寻找回归自然母体的精神通道。他们直接启发了经典寻根作家们的美学自觉，而且，都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情感的独特心灵方式，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们的创作和历史的巨大转折同步。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历史迅速急转弯。次年高考制度改革，由推荐改为考试入学。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决定结束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道主义被重新阐释。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农村经济改革迅速铺开，实行联产承包制。城市经济的所有制有所宽松调整，个体户大批涌现。中美关系明朗化，政治外交全面解冻；设立特区，广泛引进外资，各大都市的空间由此迅速改观，涉外的大饭店大批兴建，不同肤色的人种混杂行走在主要商业大街，巨大的广告牌在街头闪烁。知青大批返城，带着历史的创伤与对新生活的憧憬，迅速进入一个新旧杂陈的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