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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漫长的文化禁锢之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借鉴学习成为新的历史语境。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允许自费留学。外国文艺团体频繁来华演出，轻音乐兴起，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国，外国电影占领大份额的票房。外国美术作品大批公开出版，梵·高的《向日葵》点燃了青年一代的如火激情。民办刊物《今天》创刊，《星星画会》短暂展出，朦胧诗在青年中流行，美术界率先寻根，袁运生的壁画引起争论……一系列新艺术的潮汛冲击着传统艺术的堤坝。外国文学大批翻译出版，特别是长期被封杀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解禁，卡夫卡、海明威等欧美作家成为最早的世界现代文学思潮标记，学习现代派的技巧成为艺术探索的主要趋向。1981年，《长春》(即《作家》的前身)发表了宗璞的《我是谁》，在“伤痕文学”的感伤潮流中悄悄开启了精神心理写实的向度与政治迫害中自我丧失的记忆。与此同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著作以各种方式再版，像出土文物一样从尘封的文学史中赫然涌现。而川端康成、辛格等东西方边缘种族的诺贝尔获奖者，则校正着中国作家的美学罗盘，克服了对欧美文学的迷信与盲目追捧。福克纳以故乡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走向世界，更是鼓舞了中国乡土作家的文学壮志。特别应该提到198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时出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如果说前寻根时期的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主要是在艾赫马托夫等前苏联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抒情象征中汲取诗性的灵感，而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马尔克斯与其他拉美作家的影响。毫无疑问，拉美作家把中国作家从俄苏文学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也从文学的欧美现代化精神强迫中解放出来。文化人类学成为普遍的学科基础，宗教意识、生命哲学、叙事方式的借鉴等成为新的艺术革命向度。追寻民族生存之本、以生命伦理反抗文化制度的残酷压抑，对于民族民间原始思维的重新发现，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推进文学形式的变革，都冲撞着过于狭窄的旧有文学观念，形成一代归来者抵抗现代化焦虑的艺术反叛姿态。 历史的转机开启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对社会历史的感兴抒发记录民族心理的苦难历程。主要的向度还是在题材领域闯禁区，随着政治反拨的幅度亦步亦趋，感应着时代巨变而抒发个体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情绪。对于艺术手法的探索，则是以现代派为起点，但多数作家策略性地解说为技巧问题，以一九八二、八三年“四只小风筝”的通信引起的风潮为典型事件。另一种策略则是以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论证现代派的合法性，以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最为典型。尽管如此，所有的艺术探索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经历了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晕眩期的青年作家，本身也面临着创作上的惶惑，1984年11月下旬，《上海文学》《西湖》杂志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上海——杭州联合召开了由新锐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与会的关于文学创作的研讨会。寻根文学的宣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纷纷发表，多数作家的创作也因此面目一新，主要的寻根作品迅速发表。他们汇聚了现代派的形式革命，在东西方八面来风的冲击下，试图在民族生存之本的历史深层，开掘文化再造与艺术表现的精神、艺术资源。 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都是知青出身，在七十年代开始写作，急剧起伏的人生曲线使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尤其错杂，昔日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生存的窘困、没有家园的失落感都需要心理的调整，与城市的心理疏离与时代的隔膜，也需要精神的自我巩固。用朦胧诗人梁小斌的诗句概括，就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知青经历形成了民间生活记忆的经验世界，这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时空都较为稳定的乡土生活中，以审美的凝视获得精神心理的稳定感，在历史的振荡、时代的纷扰与大都市的混乱生存中，完成艺术精神的自我确立。这是“寻根文学”出现的重要心理根源，也是几代结束了放逐归来的知识者共同的心理需求，获得读者的热切反应便是历史的必然。此后不久，“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学术界兴起了文化热，大批的文化学术丛书编写出版，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最醒目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寻根文学被接受与驳难的最基本的文化背景。 寻根文学的主要美学贡献，是把中国文学从对欧美文学的模仿与复制中解放了出来，克服了民族的自卑感，使文学回归于民族生存的历史土壤，接上了地气。尽管每个人的意向各有差异，但是都是以民族生存为本位，形成审美表现的基本视角。而对狭小窒息的当代文化的失望与批判，对民族精神再造的努力，则是一样的。韩少功浩叹：“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李杭育面对当代文化的尴尬，设想中国文化如果不是遵循儒家的规范，依照具有“宏大宇宙观”的老庄一脉浪漫主义潮流发展将会多么灿烂?!跨越文化断裂的精神探求，是在外来文化的参照下，重新发现文化传统自身的魅力。以现代意识镀亮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尽管每个人的抉择不一样。 寻根作家另一个共同的意向，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学本末关系的清理，由此完成向文学本体的回归。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更是深入阐释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宿命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是所有母语写作者无法逾越的限制，接受限制是艺术创作的前提。这样的意向使中国的文学观念，逐渐大踏步地向着世界观的高度攀升，克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急功近利的肤浅文学观念，向着历史的纵深层面拓展的同时，也向着整体把握世界的艺术理想挺进。 作为自我巩固的艺术行为，寻根的宣言中还包括对各自艺术自我确立的感悟，并且，由此迅速开辟出自己的文学地理版图。郑万隆的《我的根》宣示以东北故乡山林中先民们古朴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坚守，完成对浮躁的现代社会心理的抵抗，《异乡异闻录》系列结集以《生命的图腾》为名出版，凝聚着他的美学理想。阿城继《棋王》之后，相继发表了《树王》《孩子王》和《遍地风流》系列，以第一人称的见闻，表现自己对民间社会的发现，对普通人英雄主义与质朴健康生命状态的敬佩与欣赏，而且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文化英雄：下棋、护林与学文化。《棋王》叙述了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以之探讨普通人和历史的关系；《树王》探讨了普通人和自然的关系，树死人亡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孩子王》探讨了普通人和文化的关系，一个普通劳动者对文化的向往与接受文化的艰辛，中国文化基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世界观整体。据说还有一部《车王》邮寄丢了，是探讨普通人和交通的关系吗?估计某一天会从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冒出来。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逐渐成熟丰满，张炜的《古船》等一系列以山东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引起持续轰动，矫健的大量作品、何立伟的《白色鸟》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以质朴恬淡的生存景观抵抗人欲横流的现代化进程，记录这些和谐的生活场景瓦解破碎的过程，大有“礼失求诸于野”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共同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