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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寻找回归传统文化精神通道的悲壮努力并不都是有效的。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一批以湖南山地民间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以《诱惑》为名结集出版，可见对于无法抗拒的文化宿命感体验之深刻，表达了在落后愚昧的乡村传统与浮华浅薄的现代都市生存之间，精神心理挣扎的艰难，以新的方式演绎着“我是谁”等哲学人类学的命题。他的寻找以文化价值认同的失败为结局，美学回归的成功为结果，楚文化无疑为他提供了自《楚辞》开始的精神情感表达的独特心灵形式，所谓“末世的孤愤”，精神的矛盾与认同的危机都寄予在完整的、渗透着楚音的语言形式中。王安忆在寻找自己来历的同时，也探索着民族历史生存内在的稳定结构，以及转换为当代话语的方式，《小鲍庄》是探讨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文化寓言，《长恨歌》则是探讨“海上繁华梦”金钱至上的意义空间；《纪实与虚构》记叙、回顾了在这样两种空间的身份转换中个体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血脉的寻绎中，通过边缘身份的确立而完成繁难的文化认同。对于乡土与现代大都市的双重心理疏离，是她表达认同危机的主要方式。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自己时代的文化思潮，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抵抗着全球化浪潮的滔天洪水，固守着精神的方舟。 寻根文学的思潮拉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少作家的创作因此而面目改观，史铁生由“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潮流中脱身而出，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等知青题材的小说重新审视乡村生存。张辛欣从自我出发的写作中掉头，纪实性的《北京人》系列以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的个案搜集扫描出民族生存与心灵的当代史切片。铁凝从青春写作的格局中跳转，以《麦秸垛》为象征，表现乡土人生原始蒙昧的生殖气氛。1985年，《西藏文学》推出了“魔幻现实主义”专号，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发表了《系在皮带扣上的魂》与《西藏，隐秘的岁月》，由表现藏民族剽悍的原始生存状态，改为关注这个民族的精神失落、迷茫与无望的寻找，以及世代循环的生存模式。李锐迅速写作发表了《厚土》系列，带给文坛意外的惊喜。连先锋作家刘索拉在完成了精神的反叛与情感的抒写之后，第三部中篇《寻找歌王》也以对民族民间原始艺术精神的寻找，表达对浮躁的现代生存的心理抵触。也有的作家是以反驳的方式回应这股思潮，譬如，马原以《冈底斯的诱惑》登场，在展现小说虚构本质的同时，表达了科学理性与牧歌情调的冲突，矛盾的自我分裂外化在两个主人公身上。洪峰的《瀚海》干脆宣称：“到那里(故乡)去寻根，还不如寻死痛快!”尽管反对的是艺术主张，而写实的审视则是一样的，只是放弃了对于整体结构的把握，而专注于审视生存的本相与表现心灵的体验。 此后不久崛起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作家，也是以个体精神的体验与民众生存之本的表现刷新读者的阅读经验。他们和寻根文学的学科基础有着交集，苏童对于乱伦宿命的强调，对世界不可知的感受，明显可以看到对韩少功们哲学思考的深入。余华的大量作品表现了无法抗争的命运，还有迷宫一样的文化价值罗网中别无选择的尴尬与存在的遗失；格非表现了语言自身的混乱空洞与主体的有限性，都是对历史、文化与个体认知能力的质疑；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以碎片化的情节与精粹的诗性联想，表达着对世界人生的个体感悟，延续着寻根作家主题多义的叙事实践。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是对民生问题的悲情叙事，《伏羲伏羲》中被扭曲的不伦之性与杀父的故事，明显可以看到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刘震云基于民本立场的历史追问，池莉对于窘困生存的琐碎叙述，方方以亡灵的视角不动声色地展现底层市民生活的凄惨景观，都可以看到寻根文学凝视民间生活视角的延展与推进。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宣告了一个浪漫主义文学时代完结的同时，也传递着新时期人道主义的文学基因，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尤其是对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双重关注。而对民间社会的审视，则调整开拓了寻根文学的视野，当下的生存依然非常严峻，存在的困苦消解了宏大的主题与浪漫的诗意。 影响最大的要数莫言，1985年之前，莫言的创作追求唯美的效果，可以看到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遗韵，比如《乡村音乐》。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他完成了艺术自我的确立，也完成了小说文体的革命，“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版图迅速开疆破土日益壮大，至今势头不减。当然，他的艺术转变是克服创作困境的内在突破，不完全是寻根文学影响的结果，但是寻根作为一股思潮，是八十年代中文坛的主潮，所有的写作者都不能无视。而且，他艺术确立的基本情感矢量和寻根作家是一致的，其文化背景也有着广泛的重合与交集，比如对川端康成的激赏、在福克纳的启发下立志把故乡“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和“世界史的片段”，《百年孤独》的决定性影响，等等，成为新一代世界主义的乡土作家。特别是他三十年持续不断的成功探索，主要是以乡土民众的生存为基本视角，在中国叙事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应该说是延续着寻根文学开辟的方向发展。当多数经典寻根作家放弃或者转变创作方向的时候，莫言却比别人走得更远，使中国小说彻底回归到了它古老的源头：边缘性、民间性与世俗性。究其原因是写作者的身份决定的，知青和农民之子的差异决定了叙事立场与文化认同的差异，同年经验的初始记忆也是文化资源择取向度差异的根源，以至于几乎无法对莫言进行文学史的归纳。“强大的本我”既浸润在潮流之中，又置身于潮流之外。 寻根文学本质上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冲决了为政治与政策服务的狭窄轨道之后，完成了文学自我回归的嬗变。尽管寻根作家的意向差别极大，但是整体完成了文学由庸俗社会学僵硬躯壳中的成功蜕变，也挣脱了膜拜欧美发达国家现代主义文学，亦步亦趋模仿学步的精神桎梏。根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一个诗人无论他多么傲慢，其实都代表着无数个声音在说话。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制定何种发展战略，都属于历史理性的范畴。文学显然是非理性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情感与广大无意识领域中的真切感受。实现现代化、与世界接轨，是中国人的历史理性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痛苦磨难之后，在八十年初形成的全民共识；而八十年代中的“寻根文学”则是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全球化浪潮一次本能的抗争，是对百年来现代化强迫症与文化乌托邦的艺术反动，更是改革开放之初民族精神情感与广大无意识领域中真切感受的艺术呈现。所以，它是民族精神心理的重要历史标记。 寻根文学的作家跨越断层的方式，其实接续着晚清至五四一代知识者的共同努力，梁启超以小说新民，在从事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希望复活中国古代善良之思想；鲁迅试图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早期借助进化论，主张“拿来主义”，晚期在古代神话的意义空间中完成民族精神的发现与自我确立。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被批评界迅速与阿Q类比，当成同一系谱中的人物是典型的泛文本联想。阿城对民间英雄的讴歌，则是鲁迅思想一翼的延续，其“忧愤深广”、其“沉忧隐痛”的内在情绪也是近代以来知识者的历史情绪。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和张炜、矫健等作家的创作，对于民间社会的凝视继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维度。王安忆对乡土民众的关注与对市民社会的心理疏离，也是鲁迅等一辈文人共同的创作主题。究其终极的历史根源，是现代性的文化时间焦虑在全球空间的迅速蔓延，使一些最基本的主题延续至今，譬如溃败、譬如文化抵抗、譬如民族精神再造，等等。无论怎样和世界接轨，有三道坎都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者无法逾越的，这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所以，无论寻根的结果如何，如一些批评家所讥讽的“寻根变成了掘根”，但是他们悲壮努力的思想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寻根既是对民族精神之根的寻找，也是对文学之根的寻找，不仅是对文化精神的认同，也是对艺术形式的继承。经典的寻根作家在寻找寄托自己心灵世界相对应的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寻找适应自己的叙事表达方式，而且试图和文学传统重新建立独特的联系。除了在主题学领域，他们衔接起现代作家们的抒写，而且在艺术风格领域也延续着他们的革命性贡献，就连他们对边缘种族文学不约而同的情有独钟，也继续着周氏兄弟当初翻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的动机，基本历史处境的相似性无疑是接受的心理基础，只是具体的历史情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选择认同的标准也随之变化，二十世纪实在是一个人类苦难深重的大劫难。五四引诗文入小说带来叙事模式的转型，几乎是文学史转折的形式标记，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都继承了这个传统。譬如，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棋王》，就其文体来说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的传统，以弱胜强的类型故事，是抒写少年英雄的传统；《树王》也是英雄的故事，但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故事寄托在吊文的形式中，结束于对萧疙瘩墓的凭吊；《孩子王》则是一首骊歌，送别的仪式感极强。这样的更续关系，使他们沟通了更久远的文学传统，也把诗文的精神升华到宗教的高度，具有超越情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意义。现代叙事学的传播，又使不少作家自觉地运用了叙事传统中的原型，王安忆最突出，《天仙配》是典型，建立在两种世界观差异上故事叙事，置换出张爱玲式无奈的反讽语义。庄子的哲理寓言转换为文化寓言，也是寻根作家所普遍使用的形式，最典型的是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干脆以神话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断地置换变形，容纳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接续起志怪、唐传奇、宋人平话、元曲、明清戏剧与小说，以及近代兴起的地方戏等一派富于想象力和文辞华艳的叙事传统。当然，他们的继承关系都不是单一的，是多元复合、中外古今混融一体，因而艺术探索也就沟通了更加久远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文化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