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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渎圣害俗”：摩罗诗人的中国同道 《摩罗诗力说》与其说是在介绍近代欧洲“撒旦诗人”，不如说在批判古代中国“不撄人心”的传统诗人，在诗情浓郁的对比性阐述文字里，鲁迅透露了强烈的抑扬去取的价值立场。毫无疑问，鲁迅介绍的欧洲诗人的恶魔性格，不仅是西方古典主义者眼里的异数，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心中的“异端”。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鲁迅对中国异端诗学的再发明。 首先，渎神叛道，是“摩罗诗人”的基本秉性，也是传统异端诗人的主要性格。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借拜伦《三传》作品概括了这类诗人的显著特征，“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裴伦既喜拿坡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1]79对于这种“反抗诗人”的处境，鲁迅继续借题发挥曰：“裴伦取其事作传奇，于神多所诘难。教徒皆怒，谓为渎圣害俗，张皇灵魂有尽之诗，攻之至力。迄今日评骘之士，亦尚有以是难裴伦者。尔时独穆亚(Th.Moore)及修黎二人，深称其诗之雄美伟大。德诗宗瞿提，亦谓为绝世之文，在英国文章中，此为至上之作；……撒但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独众马怒其不伏箱，群起而交踀之，斯足悯叹焉耳。”[1]74要之，“渎圣害俗”、“压制反抗”是其魔性的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明代思想家李贽那里找到对应点。在谈到司马迁《史记》创作的“情”与“圣”的矛盾时，李贽也大加发挥：“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之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唯矣。”[15]人情先于道，人心高于神圣，中国明清之际，这种“非圣无法”的异端思想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青年鲁迅与这些异端色彩十足的思想家，可谓声气相投，元气贯通，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诗学史上的另一道景观。 其次，抗俗守真是中西两类诗人的又一共同特质。在介绍雪莱诗歌及其为人时，鲁迅如此说，“至其杰作，尤在剧诗；尤伟者二，一曰《解放之普洛美迢斯》，一曰《煔希》。……修黎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天阏，此十九栋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者也。虽然，往时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则至今日而大昭。”[1]84～85不论其诗，还是其人，雪莱的真正价值在于“抗伪俗弊习”；在推举易卜生剧作之时，他又说，“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1]79死守真理，拒绝庸愚，即使不被世俗理解、再被庸众排拒，成为“人民公敌”也在所不惜，这就是鲁迅所赞美的“至强之人”的“处世之道”。这种“另类”品格，颇似于中国文人眼中的徐文长： 今人见异人异书，如见怪物焉；然天下之寻常人多矣，而竟以称何也?古之异人，不可胜数，予所知当世如叶民悦唐白虎卢次梗与山阴之徐文长，其著者也。唐卢具有奇祸，而文长尤烈；按其生平，即不免偏宕亡状，逼仄不广，皆从正气激射而出，如剑芒江涛，政复不可遏灭。其诗文与书法，传之而行者也；书予不尽见，诗如长吉，文崛发无媚骨，书似米癫，而稜稜散散过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此予所为异也。[16] 不媚世，不阿俗，一任自我本性行事，异人异书，异言异行，这种带有某种癫狂性质的异端性，也表现在李贽身上：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盖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能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17] 在李贽自己看来，这种发乎本心的东西就是“童心”，也就是“真心”，它是与“闻见道理”针锋相对的东西，“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13]276这样，童心，即诗人情感的本真性，成了他衡量诗人诗作的最主要标准。不仅如此，童心还具有某种去污功能，所谓“绝假纯真”实际上已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抗伪”“拒庸”之效了。 最后，蔑视道德，颓废厌世，是中西两类诗人共通的精神气质。鲁迅在介绍拜伦式英雄康拉德时，这样概括这种精神，“于世并无一切眷爱，遗一切道德……一剑之力，即其权利，国家之法度，社会之道德，视之蔑如。”[1]75不仅如此，他还具有颓废厌世的倾向，“顾裴伦……凡所描绘，皆禀种种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雠，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1]79～80显然，颓废、孤独、厌世、幻灭、自嘲，这些特征已经打上近代社会的烙印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中国传统异端文人的面影，袁宏道在那篇有名的《徐文长传》中这样描述徐渭：“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18]放浪于山水之间，恣情于鸟兽之际；傲视千古，鄙夷显贵，中国异端自然有其反抗的独特方式。不过，就徐渭而言，不管是“豪荡不羁”、“旁若无人”也好，还是“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也好，都是在权贵“胡公”的荫庇之下进行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容许异端恣意生长的合法土壤，因此中国的异端诗人与欧西的摩罗诗人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蔑视正统、挑战道德等方面，二者还是有不少交叉地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