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中国视野”与“中国文学”的反思 既然“中国文学”并非仅仅是中原文学与汉文学，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把握、分析与评价就应该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中国视野”之中。我们过去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认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首先是“中国文学”的理论系统问题。过去一提到“中国文学”的理论系统，在诗学层面上，大致都离不开诸如“情志”、“形象”、“意境”、“神韵”、“感悟”等。那么，这样的文学理论系统，能否周全其他民族的文学呢?反过来说，如果把其他民族的文学纳入到现有的“中国文学”理论系统之中，会不会带来现有理论的突破?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知道，所谓“言情”、“言志”，并非汉语文学特有现象，而是人类文学共有的特征。用近代学者刘永济的话说，所有的文学均为“感乐”与“慰苦”(20)。故，文不论古今，诗不论汉藏蒙维，莫不出自人之喜乐与哀苦。另一方面，因文化气韵与脉络不同，不同区域的文学，在言什么情、言什么志，以及如何言情、如何言志等方面，也会各有不同。汉语诗学，之所以多谈形象、意境、境界、韵致和感悟等，乃是源自农耕文明敬天、敬自然的传统。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我们的叙事经验和诗歌美学，渐渐形成对自然的觉悟，与自然的会通。在自然中感知人伦，在人伦中体味自然。如此，水态山容，春花秋月皆可入诗，诗文中自有日月山河的气象，渔樵闲话之中，随之也有了天意和人心。如陶渊明的《饮酒》，诗人悠然采菊于东篱之下，不经意间抬头所见之山，其实不过是一种情意、一种怀抱、一种态度的寄托。所谓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诗人于有中求无，于无中见有。此中的意思，全不似维族诗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气象虽是阔大，然其所见的牛羊却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是牛羊，少了些汉语诗歌里面若有若无的味道。 这里没有给两种文学分高下的意思。不过，既然我们以“中国视野”观照“中国文学”，那么，就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学”内部不同美学经验的整合，就须在“中国视野”中，对中国的诗学思想作综合处理。 其次是对“中国文学”的总体估量。如果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综合体，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很多认识，都需要去重新确立。在这个方面，当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我择其要者，略述一二。第一，中国有无史诗问题。自黑格尔提出中国没有民族史诗这个观点以来，中国学者对黑格尔的观点就多有辩驳，陆侃如、冯沅君、陈子展、杨公骥等，均将《生民》、《公刘》、《皇矣》、《绵》、《大明》视作中国的史诗。这些作品能否算得上史诗，此处不作详论，按照杨义所说，如我们把少数民族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还有纳西族、瑶族、白族、彝族的史诗《梅葛》、《阿细人的歌》、《苗族古歌》等都算进来，那么，便可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不仅有史诗，且还是史诗大国(21)。第二，“中国文学”的文体问题。现在我们描述“中国文学”的文体状况，多以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这样的西方分类知识来表述，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却异常丰富。《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诗赋、奏议、铭诔、书论四科八种；《文赋》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心雕龙》分为诗、赋、赞、颂、檄、移、铭、诔等。这些文体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兴废，都饱含着复杂的文学史经验。然而，如果我们把少数民族的文学类型也纳入进来，那么，像藏族文学中的谚语、卜辞、碑铭、格言、道歌，蒙古族文学里面的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寓言，维吾尔族文学中的谚语、笑话、寓言、神话、传说、谜语，民间说书、民间弹唱，以及回族文学中的花儿等，都应该构成“中国文学”文体家族的重要成员。第三，民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汉语文学还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一个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的关系问题。汉语文学当中的诗歌、小说、词、戏曲、小令等，都是发端于民间，然后为文人所经典化。因为文学有个“宗经”传统，以及等级制社会凡事都要分个尊卑贵贱的习惯，所以汉语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以至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陈独秀等都还在拼命为“白话文学”、“俗文学”争取地位。相反，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来看，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和回族等，民间文学则始终是他们的主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是从起源阶段就形成的，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始终；从文学创作的总量积累来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十之八九皆为民间文学，总量远远大于文人文学；从文学相互间的影响来看，少数民族的文人作家，可以说无不受到本民族的民间文学影响。民间文学的地位，显然要远远超出文人文学。 再次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因为长期存在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很多时候，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矛盾，都是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文学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黍离之悲”、“亡国之恨”之类的诗文，并有很多作家和作品被贴上“爱国主义”标签，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何把握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学术界有不少相关论争。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家作品，只是当时“中国视野”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认知相去甚远。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中所谓的“九州”，不过是沦丧的中原，而远非今天的中国。诗人的悲情，站在他的那个时代，和陆游自己的国家情感上讲是合理的，因为陆游毕竟是大宋的子民，他以大宋王朝的遗民自居，遂有“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之叹(22)。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无论是宋朝女真入关，还是后来蒙元、满清入主中原，都不过是民族政权的轮替，而不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沦丧。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批评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原地区带来的破坏，但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历史事件的积极作用。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之入主中原，有没有今天中国的统一，有没有统一的中国，这都说不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文学史上那些“爱国主义”诗人、诗作，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个新的论域和价值视野中作出重新审视。古人与今人，在爱国的情感上可以说是相通的，但古人所爱之国确非我们今天之国。过去我们对这些诗人、诗作的评价，多少有些“汉族中心”思想在里面，然而从民族平等角度来看，像岳飞的《满江红》渲染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23)之类的民族仇恨，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