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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学”的朝代叙述与历史疆域问题 所谓的“中国文学”，不过是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投射到历史当中，对文学历史经验的一种总体性盘整。但显而易见，这种投射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有两个方面的错位：一个是观念方面的，一个是地理疆域方面的。这样的两个“中国”，如何在文学的历史描述和学术研究上完成对接?我们究竟是以今天的中国，作为统领“中国文学”的纲目?还是还原到历史事实当中，以过去变动不居的中国，动态地对“中国文学”进行符合历史原始场景的描述?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理论上讲，我们知道，古人没有今人的“中国文学”意识。过去的“中国”，如前所述，不过是中原王朝梦呓式的自我表述，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⑥。历史上，不仅边疆地区鲜被视为“中国”，即便楚地、越地、川蜀和岭南等地方，也曾长期被排斥在“中国”之外。如此“中国”，既没有法统的支持，亦无中国或非中国的明确标准，当然不足以作为“中国文学”表述的核心概念和地理依据。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学”，只能以今天的中国观念和地理疆域作为表述的理论框架和空间结构。 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很大的。在观念层面上，现如今的文学史，往往把中国文学史切割成“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现当代文学”几个阶段。这里，除现当代文学没有用朝代名称叙述外，其他都是以历史上的王朝来指代中国的，而事实上，由秦汉至明清，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和“中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论是主权、治权还是国家地域空间上，它们都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我们总以为秦是中国统一的开始，但像今天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既然秦政权并不是中国的统一政权，那么秦文学当然就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普遍存在，如唐政权与当时的吐蕃、回鹘、突厥、匈奴与南诏政权；宋政权与北方的辽金政权、西部的西夏政权、南方的大理政权；明政权与当时的鞑靼、瓦剌政权等，均是如此。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用两汉文学、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之类的表述，但是这些表述的有效性只能限制在这些王朝治理权范围内，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 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中国领土和疆域的历史变化上。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地理上描述，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相交处，南至曾母暗沙，西到帕米尔高原，北到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用这样的地理疆域描述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版图，自1921年外蒙独立以后，一直较为固定。但如果据此版图描述此前的“中国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历史上，除清朝统一中国之后，版图能够涵盖今天中国的全境之外，其他王朝和当下中国的地理疆域都相去甚远，有些朝代拥有的仅是今天中国的部分领土，有些朝代则延伸到现在已不属于中国的其他国家领土。像越南北部、朝鲜东部、俄罗斯南部等，都曾是中国历史上某个王朝的领土范围。元代的疆域甚至一度延伸到今天的欧洲、中亚、俄罗斯的南部，东亚的朝鲜东部，西南亚等地。在一个朝代内部，因为种种原因，领土的范围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领土变化，是我们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根本无法处理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不可能把现在不属于中国领土的其他国家的文学纳入进来，但历史上不属于中原王朝、现在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些地区的文学当如何处理?这在学理上需要搞清楚。 目前学界对如何处理古今中国的不同，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有很多探讨，如张未民就曾提出须注意“现实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的差异⑦；杨义则认为，我们应以大文学观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总体特征，在民族学、地理学的层面上，重构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与方法⑧。但在具体文学史的处理上，学术界显然还犹豫不决，大多数文学史都回避、遗漏了少数民族文学；有的文学史，则会辟出专门章节，对少数民族文学略加介绍。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落实到文学史的具体方法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文学史的坐标。纵向上，是文学史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过去以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惯性，因为所有朝代史断代方法本能地就包含着对其他民族、区域文学的排斥，它内在地规定，这只能是中原王朝的文学史，而不是兼容不同时期多民族互动、共生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上，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西式的公元纪元方式。这种断代、分期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广泛地包容某个时间段内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学，同时还可以打破政治分期的硬性切割，找到更具“文学”味道的转折点。有些时候，王朝易姓、江山易主，对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可能是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对文学变革的影响更大，如秦汉时期毛笔、造纸术的发明，北宋时印刷术的发明，20世纪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等，都对文学产生了远比很多政治事件更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横向上，我们需要在一个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中，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把握多民族文学生长、发展、盛衰演变的轨迹。陈国恩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时说：“少数民族文学要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宜在文学史著作中单独划出一块来做专门介绍。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单列出来，不仅显得突兀，会损害一部文学史的有机结构，而且会在观念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⑨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