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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文学”的板块结构与空间性问题 治文学史者，当有穷究天人、通古今之变的怀抱，虽不能至，但可心向往之。就“中国文学”而言，所谓的“天人”关系，我认为就是要从不同的区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差别出发，勾勒不同区域、民族文学与各文明形态的关系，从中发现“中国文学”的共相与特性，找到中国内部各民族、区域文学内在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轨迹。有鉴于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去探讨。 (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学的空间发生学问题。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如果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自然就会认识到，它是由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复杂板块。从地理学上看，中国有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和沙漠等各类地形；在气候方面，则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寒带、高原山地等气候类型。不同区域，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物产等的差异，孕育出的文明形态，文明的演进路向均各有不同。 这种文明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各区域间相异的文学起源、进程与文学性格。以中原地区论，《诗经》何以产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论者多与黄河做直接联系。刘毓庆认为，春秋中叶(公元前602年)黄河历史上第一次改道之前，基本上是安稳、平静的，“正因为它的安稳、平静，黄河流域才能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⑩。但实际上，黄河流域成为中原文明的起点与黄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取决于该流域的黄土分布。据考古学研究，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由历史上的干冷气候风化而成。至《诗经》时代，恰逢处在温度上升的“气候的高潮”，“在这段‘气候的高潮’(climatic optimum)之内，华北平原的高地上，有不少地方可能生满密林与灌木丛，林内林间，沼泽密布”(11)。《诗经》里多有沼、泽、薮、池的描述；在述及植物生长环境时，则多有原野、山坂、隰等地形名称。温暖适宜的气候，发达的水系，再加上富含矿物质的黄土层，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生产遥遥领先于中国当时的其他地区。黄土区域农耕文明的发达程度，在《诗经》中即可得到印证，单就《诗经》所叙写到的木本、草本植物与水生植物看，就多达150多种(12)。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若不论上古神话，这个“中国文学”的起点，比屈原代表的长江流域的楚文学要早五六百年。作为吴越之地的浙江，迟至两汉时方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作品问世。与中原地区相比，其他边地民族文学的成熟期，则相对晚了更多。总览今天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族群文学，尽管我们很难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去描述彼时的文学发生情况，但大致而言，它们的文学发育都比较晚。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21年就第一次初步完成统一，而边疆地区因为长期的分裂，很难形成统一的语言和文字。藏族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维吾尔族则在经历过阿尔泰语、匈奴语、突厥语、中古突厥语和察合台语等阶段性演化，与蒙古语、土耳其语的分分合合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语言和文字的滞后，的确影响到这些民族文人文学的发育，但却反过来推动了他们的民间文学和口传文学的发展，藏族和蒙古族都先后在漫长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民族鸿篇巨制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格斯尔》、《江格尔》，这显然是得益于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 总的来说，“中国文学”作为综合体，因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在时间、类型与质态上均有很大差别。其中，既有生发的共相，亦有各自的特点。从共性上来讲，各民族的文学都经历过从神话、传说、故事等文学初始形态过渡到民间文学、文人文学的发展阶段；都有早先原始宗教对文学的渗透，如中原地区“天”的思想对文学的塑造，藏区苯波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等；都有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作家文学互动、共生的现象，像中原地区的诗、词、曲和小说创作，皆有民间与文人的互动。藏族著名的《米拉日巴道歌》亦有对民歌的诸多借鉴，17世纪的《仓央嘉措情歌》则直接以民歌为体。而从特殊性上看，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诗经》奠定了中原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尊重和极强的写实能力这个传统。屈原的《楚辞》、《离骚》，因长江流域特有的“巫”风而浸润着浓郁的神话色彩。蒙古族文学则因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原始部落间激烈的征战，早在13世纪时，他们的历史文学、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里面，就充满了对英雄、勇士与抗争的精神崇拜。各民族文学的联动与变奏，其间的潮起潮落、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以不同的和声，谱就“中国文学”的宏大乐章。 (二)区域和族群间的文学接触、交往、冲突与融合问题。 晚清以来，我们讲“中国文学”，常常讲中西冲突。这个冲突，是在现代“世界”展开后“中国文学”的必然遭遇。如果从传统“中国文学”来看，自商、周时代中原核心文化圈形成后，随着核心文化圈的移动，不同板块文学的接触、交往、碰撞、冲突直至融合，一直就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一方面，汉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周边其他民族有着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因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商贸、战争、移民、谪戍等带来的社会流动，导致各种文化接触。雷海宗把中国历史分两周，“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13)。由周至秦汉是中原汉族的扩张时期，荆楚、川蜀、吴越、岭南等相继归化或被汉化；而383年淝水之战，则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的序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