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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和“中国文学”均非自古天成，而为历史生成之物。我们把握“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需要以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关切到“中国”观念及中国地理疆域的历史演变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内在变化，处理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国文学言述，需要突破传统的中原王朝认知模式，以“中国视野”，建立起一种广泛包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多元性的国别文学。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书写、作家作品评价等不同层面，回应“中国视野”给我们带来的学术问题与学术刺激，反思原有的文学史结构形态和历史表述。 【关 键 词】历史地理学/中国视野/中国文学 【作者简介】周保欣，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去探讨“中国文学”是什么，而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历史上关于“中国”这个国体观念变迁轨迹的勾勒和对中国历代地理疆域演变过程的动态把握，观察“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和它的内在义理。由此过程和义理出发，进一步阐述我们对“中国文学”需要持有的新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可能给我们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面带来的新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虽说早就进入一般的文学史表述和文学研究话语之中，但是，这个概念却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起源，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以及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今天，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的切体性和有效性如何，都要兼顾到“中国文学”所赖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我们需要对它的起源、内涵和历史演变过程，作出富有学理和符合历史逻辑的辨识。 一、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学”? 要厘清“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首先需要理解“中国”。而要理解“中国”，则需要认识到两个复杂的地方：其一，这个名称在历史上的多变与含混；其二，中国历史上不断的统一与分裂造成的疆域不确定，导致我们在以地理边界把握“中国”文学时的困难。何谓“中国”?诸多前贤大哲，皆有说明与探讨。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①一文中，台湾学者王尔敏从秦汉统一前所流传的各种典籍出发，指出历史上的“中国”，主要是用来区分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划出族群、地理、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僭伪之别。在秦汉统一前后，尽管“中国”这个称谓的语义复杂而多变，但大致而言，它所指向的，有区域性的地理空间意思，也是文化意义和民族意义上的意思，而唯独欠缺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体思想。 这样的“中国”想象，无疑是一种民族性的自我内视。在这个中国人的自我内视里，“中国”是与政权的正统性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随着江山易主而改弦易辙。“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体、国别概念，其时当在晚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首现“中国”字样，但没有汉文本；随后《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等其他条约，则反复出现“中国”一词②。说“中国”一词就是西方船坚炮利的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产物，有些言过其实，但在这场西方殖民主义引导的近代世局中，中国借助西方的“他者”视界，把“中国”从华我夷人、自尊卑人的“夷夏之辨”中打捞出来，放置在近代世界万邦之国当中，则是不争之事实。晚清时节，魏源、皮锡瑞、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等，屡有从世界的他者视野突破自我内视的“中国”表述。 作为“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中国”是个重要的限定词。我们是在民族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是国统、国体、国别意义上还是在自然地理疆域意义上，不同的援用会导致“中国文学”内涵和被叙述形态的不同。目前学界的通行做法，是以国体、法统、主权的国家观念以及地理疆域形态来使用“中国”一词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民族的，还是文化的，事实上都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中国文学”作整体的把握，因为古时的“中国”观念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思考，这与我们今天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完全不同。从历史上看，汉民族也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随着战争、人口迁移、文化融合等不断地变化和扩大，这样，就把很多原来不是汉民族的民族逐渐汉化了。从文化上看，儒学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巫术、道家、佛家、法家、阴阳家、五行之术、谶纬之学，还有其他民族地区的苯波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皆为中国文化之构成。谭其骧曾考论历史上中国文化之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某种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便是儒家文化，亦因时、因地而变，“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③。因此之故，从文化上给“中国文学”定位，也是不可能的。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该报从第4号到第95号，连载了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在论及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一诗时，梁启超认为，《锡兰岛卧佛》“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④。这里，梁启超最早使用到“中国文学”一词。他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别文学概念来谈论“中国文学”，不仅给黄遵宪的诗歌以很高评价，同时，还在世界视野中，把黄诗与古希腊诗人荷马，英国诗家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放在一起加以参详。他对“中国文学”的把握超出了传统思维构架下那种古老的“夷/夏”之辨，具备了一种“中国/世界”的现代视野和眼光。 梁启超“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分水岭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由蒙昧、混沌状态而走向清明、自觉。有了这种清明与自觉，才会推动我们对这个对象的认识。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史。同时，“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在空间形态上，把“中国文学”从过去那种漫漶的“天下之文”，落实到具体的自然地理疆域之内。而在关系形态上，则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中国—世界”的文学认知框架和比较视野。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走出自我的内视，开始以西方文学为镜鉴，通过对世界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省察和批判自家的文学，均是得益于这样的世界视野。 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在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的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19年，有的则定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有的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有人上移到1902年。种种观点，莫不以“中国文学”的新变革相标榜。然而，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整体维度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很难担当起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界碑之重责。在传统文学内部，时时处处也充满着变革。语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郑卫通俗、浅白的“淫靡”之声对“郁郁乎文哉”的商周雅言的规避；文体方面，历来有五言对四言、七言对五言的革命，另外，还有唐代的近体诗取代古体诗；文学运动与文学观念方面，唐宋时期韩、柳古文运动对骈文的抵制，汉代的文学观念自觉，均有重要变革意义。或许这些文学“革命”从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尚不足以与黄遵宪、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的“革命”相提并论，但如说近现代黄、梁、陈、胡等的革命就完成了文学历史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恐怕也说不过去。 我们知道，晚清之际，中国正经历着亘古未有的近世变局。如果说，文学上也有这样的近世变局，那么，什么可以堪当这个变局的地标性之物?我以为，这其中“中国文学”观念由蒙昧而走向自觉就足以堪当。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说到底不过是因应时势之变而作出的文学调整，真正的“变”，则是以“天下”崩溃，由法统上的“中国”取而代之的“天”之变。之所以说是这样的“天”之变，是因为它不仅打开了我们想象中国文学的空间，更在一种世界性的尺度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乎“中国文学”的思考。如果没有西方因素的引入，没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参照，黄、梁、陈、胡等的文学革命主张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批判必然就会失去目标与依据。由此而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终不过是因循着“天”变而生发的“道”或“器”之变。用当时人的感受来说，就是“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用”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