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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与西部、北方民族既有和平的文学交往方式，也有因为战争而实现的文化融合。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中国的“万里长城”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极其吻合，一旦北方的年降雨量不足，则极易导致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化，从而引起南侵(14)。但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方式，这些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往都给文学带来丰富的变化。从文体上看，像词、边塞诗、变文、志怪小说等，就得益于民族文化交往。比如说词起源于燕乐，而燕乐则主要来自于北乐系统的西凉乐和龟兹乐(15)。没有那些“胡部新声”，就不可能有盛极一时的唐宋词。而边塞诗，则直接与民族军事防备、战争相关，它本身就是民族与区域冲突的产物。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诗歌、小说、戏曲、绘画、音乐的影响，则是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常识问题，此处无须再论。 这种民族文化的交往、冲突与融合，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是文体方面的，同时还影响到中原作家的文学风格、审美精神。在和边地民族的长期文化接触过程中，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游侠气质渐渐进入到中原文学中，不仅改写了中原文学纤细、绵密的文学气质，使得中原文学融入了刚健、雄浑、阔大，甚至发展到后来，很多作家身上都出现文化溶血现象，如李白和蒲松龄，一以胡人浪漫、癫狂、豪气纵横的游侠仙气注入诗歌，博得“谪仙人”的美誉；一以北方女真人血统，颠覆汉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清规，创造出充满奇思妙想、专叙鬼狐花妖的《聊斋志异》。在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构想时，杨义曾经谈到要以少数民族文化“边缘的活力”，激活中国文化整体的想法，因为“中华文明绝对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关起门来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汉族和诸多古民族、少数民族几千年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16)。此论甚为精妙。中国文学是个整体，其中各板块间历史上的勾连与联动、渗透与消融，是中国文学史最具张力之所在，内里所包含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处理今天的文学民族关系、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之间的关系，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中国文学的中心移动与历史演变脉络问题。 中国文学自《诗经》到现在，始终存在一个因“中心”迁移而引发的区域性文学盛衰问题。就其大致脉络而言，从《诗经》到唐宋之交，中国文学的中心一直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是唐以前中国出作家最多的省份。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统计结果分析，在隋唐五代以前，上述五省有作家774名，占全国总数的47.54％。而隋唐五代以后，中国文学的中心明显南移到长江流域，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当之无愧执掌全国文学之牛耳。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上述五省作家总量分别占全国作家总量的60.34％、63.01％、74.7％、70.06％。四朝期间，浙江的作家数量是宋以前的5.52倍，江苏是2.63倍，安徽是3.45倍，江西、福建更是达到了20.64和13.38倍。相反，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作家增幅则很小，有的省份还出现减少现象，比如河南，宋以前的作家总数为251名，之后四朝却只有187名；陕西在宋以前各朝有143名，之后四朝却只有76名(17)。 这种文学中心的移动现象，原因殊为复杂，单就历史的大趋势而言，我们知道，中原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故而早期文学中心出现在北方。然而，随着战争对中原的破坏、黄河屡屡泛滥、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边境安全压力，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移，这是历史的必然。特别是北方战事频繁，导致许多人口迁移到南方，其中的技术人才和社会精英，给南方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文学自然随之走向繁荣。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8)隋亡是否因为开凿京杭运河这里不作评论，但皮日休却不知道，若无此河，若无南方通过此经济动脉给北方中央政权源源不断地输血，后世元、明、清几朝的生存都成问题，又哪能有所谓的“经文纬武，寰宇一统”(19)的局面?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这个南方文学中心绵延千年直至晚清，到鸦片战争之后，却再次出现了北移。晚清至民国初年，珠江流域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苏曼殊等，吹响了中国小说、诗歌、文学理论变革的号角。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等长三角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可谓独领风骚。到1937抗战爆发以后，南方作家逐渐退到历史的幕后，黄河流域作家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直至今日，从“陕军东征”到“文学豫军”、“文学鲁军”，陕西、河南、山东作家全面突起，历史完成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这里面的原因的确值得细致分析。尽管我不是历史环境决定论者，但文学、文化与文明都不过是再造之物。在中国文学的这个巨大轮回中，文学盛衰所折射出的因缘与命理，它们与时势的共振关系，其中隐含的基本经验值得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去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