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张爱玲模式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教授张英进曾著文，谈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变迁。他指的海外主要指美国，而范式之转变主要有三次，分别由三次争论引发，一次是发生在60年代的夏志清和普实克之争，焦点是文学政治性和审美自足的问题；第二次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刘康对杜培瑞和张隆溪对杜迈可引发，这次讨论带动批判理论强劲介入并改善过去的“中立、客观”的纯文学研究思路，开辟把文学和广阔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考察的新思路；第三次为这个世纪初陆晓鹏和史书美的论战，论题围绕华语语系与中国文学主体之界定问题展开。(35)张英进的文章给人一种整体的印象，即汉学的范式转变基本由海外华人学者制造议题并主导方向，且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源于华裔学者的一种主观理解，张教授的文章无疑指出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华裔学者在西方汉学界掌控着一部分的话语权，一些热点话题经由他们打造，一时间倒可以形成一股研究的风气。这种情况已屡有发生，但这里要说的张爱玲热，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在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年代里，西方对张爱玲几乎毫不知晓。诚如夏志清所说：“《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36)这种现象到张于1995年去世也无大的改观，李欧梵在其名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也提到了张在西方世界的默默无闻：“张爱玲(1920-1995)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洛杉矶过世，她的死讯立即出现在中国的所有报纸上。在中文世界里，包括台湾、香港和大陆，大众传媒和她的一大批崇拜者(他们自称‘张迷’)已经为她裹上了一层迷雾。不过，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里，她在洛杉矶过着隐姓埋名的安静日子，避开所有的社交，从不抛头露面。”(37)李文揭示了在接受张爱玲时西方和东方世界迥然相反的态度，这正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另一种中国作家走进世界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归纳为，中国作家并没有走进西方的读者群，而只是走进了由汉学家控制的讲堂，成为学者教课和研究的对象，同时，这种情况反馈回华文世界，经由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和娱乐界共同努力，打造了新的文化经典。 张爱玲热若没有华人学者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代的努力，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热的。在西方，最早慧眼识人的是美籍学者夏志清。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38)可惜，虽然夏志清的英文著作早于1961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它的中译本则要推迟到1979年才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这使得夏志清的文学史真正的影响要在80年代之后。80年代后，中国大陆年轻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企图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在纯文学的概念下重新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得失成就，许多被忽略的作家被逐渐发现，张爱玲就是其中一个。随后，随着女性主义研究、都市研究和上海文化热的依次兴起，张爱玲的作品不断成为这些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文本，如李欧梵对上海所代表的另一种都市现代性的研究，黄心村对上海孤岛时期消费文化的研究，孟悦、戴锦华、周蕾等女性主义研究都不断加深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张本人的多部小说被改变成电影和电视剧，她自己也曾为香港的电影公司写过10多个电影脚本，也就是说，在影视文学和俗文学勃兴的时代，张都有有力的文本拿来供市场消费，这一系列的机缘和其作品特有的品质特征，成就了张爱玲的经典作家地位。因此，张爱玲开启了走进世界的另一个独特模式：她成为西方汉学界和大陆、港台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合力打造的新的文化品牌。她的作品并没有进入西方读者阅读的范围，也不可能对西方作家产生什么实质影响，但她走进世界的方式有力证明了当今学院体制在某个作家的作品世界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西方翻译中国作品的翻译家们大多供职于西方大学，比如余华的译者之一Andrew Jones、莫言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等都是高校的教授。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翻译的语言风格，都不是主要受西方作家们掌握，而是大权落在高校文学研究者手里。至于什么中国文学作品值得讲授，这更是依赖学者的选择，可以这么说，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途径是由学术界把握的，那么阅读文学的非感悟式的批评阅读法，也是由文学研究者发展出来的趣味。学者阅读中国文学的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普通的读者。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就是，学术研究在西方读者(包括西方的作家)和中国作品之间造成了间离地带，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很难以精神的力量直接感染西方读者，而只能事先转化为一套社会符码和信息进入读者准备好的批评视野。如果要研究“世界文学”产生的现实机制的话，学术研究体制必须是重点研究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学者对艺术品有着生杀大权。 夏志清的工作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支撑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美学范式的是当时英美大学里所流行的新批评。而新批评运动的一大历史功绩就是树立一种客观中立的批评标准，并且将文学研究与批评和鉴赏区分开来，将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作家和世界转到文本。这套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改变了我们传统对文学的理解，它不再让学生关注作品里的精神世界，而把力气用在掌握一套周密繁复的分析术语或顶礼膜拜某个抽象的美学原则来完成对作品“深度”的把握，长久下来，西方的中国文学读者便被训练得像读报纸和菜谱一样读中国文学，“精神的影响”庶几有望谈之？ 本文对中国文学走进世界的四种模式的研究只是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所做的一个粗略的描绘，在这个角度上，它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国比较文学长期偏重中国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而忽略我们中国作家作品曾对世界文学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曾小逸在80年代中期编辑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是一本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它反映了中国学者焦灼地要在世界文学这个谱系里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的位置。所参加编写的30余位年轻学者大都是日后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他们的研究都以接受曾小逸这样一个论断为前提：“人类文学史上的近现代文学时代，是‘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39)收录在书中的大部分论文都放弃谈论中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西方现代文学派生的观点强烈地左右着当时学者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认识。乐黛云早在1990年就提出在比较文学领域要重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她说：“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作过不少研究，但对于中国在外国的形象、中国对外国的影响的问题，以及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都研究得很不够。”(40)这种“冲击与回应”的思维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曾有的积极构造这个问题。王中忱在《山东社会科学》所主持的“世界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了“主持人语”：“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外国文学的广泛联系中诞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与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语言的文学交融汇合，参与了现代世界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海外之后，是怎样被翻译、如何被阅读的？和当地的文学形成了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本栏目的关心所在。”(41)由于王中忱是研究日本文学出身的，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发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因为，日本许多学者都不断提出中国作家对日本作家影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日本、韩国、东南亚儒文化圈，中国文学到底是如何参与世界文学的构造的，依然是不清晰和亟待研究的课题。没有这些充分的研究，遑论中国文学走进世界文学的进程。 而更加不清晰的图景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参与非洲不同国家文学构造的？我们的作家如鲁迅、巴金等作品都被翻译为斯瓦希利语，在东非的国家被接受，但他们的作品是如何影响那里的作家的？这些研究都有待非洲文学研究的专家们将来为我们提供答案。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一定要重视中国文学内在的反帝反封的历史背景，正是这个历史背景产生了中国的革命文学，而革命文学在第三世界反帝反封的历史运动中曾起到广泛的示范作用，在那个时候，中国革命文学已经不能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附庸，而必须看到它开启了西方文学所没有的现代纬度，对这个走进世界的过程的处理，也是本文试图阐发的一个重点。 (责任编辑：admin) |